古代就有彩礼？彩礼的演化历史为何？ “天价彩礼” 如今仍是热议话题，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一习俗并非现代产物，其根源能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当我们翻开古籍文献，会发现彩礼不仅是古代婚姻的必备程序，更承载着礼制规范、法律约束与社会变迁的复杂印记。 西周时期，彩礼以 “纳征” 之名正式载入礼制。《仪礼・士婚礼》记载的 “六礼” 程序中，“纳征” 是确立婚约的核心环节，意为 “纳聘财以成婚礼”。 此时的彩礼并非金钱，而是束帛、鹿皮等象征性物品，配合 “奠雁之礼”，大雁的忠贞守节被赋予婚姻神圣性。 《孟子》中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的古训，与纳征礼共同构成婚姻合法性的双重保障，未经此礼的结合会被社会唾弃。这种仪式化的彩礼，本质是维系宗法秩序的工具，金额由礼法严格限定，超标会被斥为 “淫贿”。 秦汉时期，随着生产力提升，彩礼开始突破象征性意义，呈现 “水涨船高” 的趋势。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中痛斥：“一飨之所费，破毕生之本业”，普通家庭为筹备彩礼竟要耗尽毕生积蓄。皇室贵族更是极尽奢华，《汉书》记载王莽为女儿置办的彩礼高达黄金二万斤，折钱二万万。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 “卖婚” 现象，贫困家庭将女儿婚嫁视为换取经济补偿的途径，彩礼的财产属性首次被过度放大。 唐代将彩礼的法律效力推向顶峰。《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婚礼先以聘财为信，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即便没有婚书，收受彩礼也视为婚约成立。 有趣的是，唐律对彩礼的形式和数量并无硬性规定，“聘财不拘重轻”，哪怕只是一尺布帛，一旦交付便不得反悔。 但同时要求彩礼需 “庄重雅致”，像巾帕这类日常物品不能作为聘礼，既保留仪式感，又避免过度物化。白居易 “聘则为妻奔是妾” 的诗句，更道出了彩礼在区分婚姻合法性中的关键作用。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让彩礼彻底走向市场化。“娶妻娶子，皆论财” 成为社会风气，普通家庭彩礼达数百贯，富户更是高达数千贯。 这一时期首次出现 “高额彩礼” 现象，女方家庭开始明码标价，彩礼多少直接与女方 “身价” 挂钩。这种变化背后，是科举制打破门第限制后，新兴市民阶层通过婚姻联姻提升社会地位的现实需求，彩礼逐渐沦为身份与利益交换的筹码。 明清两代，彩礼攀比之风愈演愈烈，形成 “无聘不成婚” 的社会共识。明代《大明律》赋予彩礼担保功能，女方悔婚需 “倍追财礼给还”，使其具备了类似现代定金的法律属性。 清代彩礼形式更为繁复，《冠县志》记载，男方需备二抬至八抬不等的喜盒，内装首饰、布帛、酒肉、禽畜等，用鹅替代古礼中的雁，延续 “奠雁之义”。晚清江浙地区彩礼更是突破千两白银，“三斤三两”“万紫千红一片绿” 等量化习俗已初见端倪。 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批判彩礼为 “买卖婚姻”，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出台限制法规，城市新式婚姻中彩礼逐渐减少，但农村地区依然高企，普通家庭需支付 200 至 1000 银元。 新中国成立后，1950 年《婚姻法》明令禁止彩礼，视其为封建残余，这一习俗在城乡基本消失，仅农村保留少量 “见面礼”。 改革开放后，彩礼伴随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卷土重来。80 年代的 “三转一响”、90 年代的 “三金一银”，再到 21 世纪的现金 + 车房，彩礼数额随房价同步飙升。2016 年后，“天价彩礼” 进入巅峰期，部分地区突破 50 万，成为社会痛点。 直至近年，在中央专项治理与经济下行双重作用下，彩礼开始高位回调，23 个省份出台限高标准，一二线城市 “零彩礼” 比例已超 45%。 从西周的象征性束帛到当代的多元化形态，彩礼的千年演化史，本质上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家庭观念与法律制度的缩影。 它曾是维系婚姻秩序的礼制载体，也曾沦为物化女性的交易工具，如今正向着理性回归。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或许能更清晰地思考：彩礼的核心意义，本应是对婚姻的珍视与祝福，而非沉重的经济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