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央通知去台湾领中央通知去台湾领父亲骨灰，儿子坚定拒绝：他是叛徒 2008年，一封来自中央的通知送到了北京一个普通家庭。信里说，可以去台湾领回父亲刘光典的骨灰了。没想到，小儿子刘玉平听完后，攥着信纸的手直发抖，咬着牙说：“我不去！他是叛徒，凭什么要我们去领？”这话憋在他心里几十年了——从记事起，“叛徒的儿子”就像烙铁一样烫在他身上。 刘玉平的委屈，要从1955年那个冬天说起。那年他刚满8岁，母亲王素莲卧病在床，弥留之际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男人西装革履，眼神坚毅。 “你爹不是坏人”，母亲反复念叨这句话，可街坊邻居的窃窃私语像针一样扎人：“就是他爹叛变投敌，害得全家抬不起头”。 母亲走后，刘玉平姐弟三人成了“叛徒家属”，上学时被同学堵在胡同里骂，工作后连评先进的资格都没有。 没人能想到，刘玉平口中的“叛徒父亲”，其实是潜伏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员。 1922年生于旅顺的刘光典，是哈尔滨铁道学院与北平辅仁大学的双学位高材生，精通英日语，医药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他被发展为特别党员，把多年经商积蓄悉数上交组织，化身“富商”穿梭于沈阳、北平之间，为战役胜利传递关键情报。 1949年4月，刘光典给妻子留下一封短信：“去遥远地方做生意，勿通信”，转身登上了前往台湾的轮船。 此时的台湾，已笼罩在国民党败退前的白色恐怖中，中共台湾省工委正在搜集敌军布防情报。 白色恐怖从不是史书上冰冷的四个字，是特务们明晃晃的枪口，是深夜里突然响起的砸门声，是被抓者身上永远消不去的伤痕。刘光典顶着“富商”的伪装，白天陪着国民党军官喝酒打牌，笑着应付各种试探，把敌军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偷偷记在心里；晚上就躲在租来的小阁楼里，借着微弱的油灯，用密写药水把情报写在普通信纸的背面，再托可靠的人辗转送回大陆。每一次情报传递都像在刀尖上跳舞，稍有不慎，不仅自己性命难保，还会连累整个潜伏网络。 他没辱没党员的身份，可叛徒的出卖终究打破了平静。1950年，中共台湾省工委被特务摧毁，有人为了活命供出了刘光典的身份。几百名特务包围他藏身的农舍时，他手里还攥着没来得及销毁的密写情报，拼着最后一丝力气把情报塞进墙缝，才被特务按在地上。狱中那些日子，鞭子抽、烙铁烫、老虎凳，凡是能想到的酷刑都用在了他身上，特务们逼他招出更多同志，可刘光典从头至尾只说一句话：“我是中国人，做的都是对得起国家的事，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1952年8月，30岁的刘光典被押到刑场。枪响的那一刻，他依旧昂着头，眼里没半点畏惧，只有对祖国大陆的牵挂——他或许到死都在想，妻子有没有好好照顾孩子，自己传递的情报能不能帮上忙。可他没想到，国民党为了混淆视听，竟对外宣称他“叛变投敌”，这个骂名，一压就是整整56年。 这边的刘玉平姐弟，日子过得比黄连还苦。上学时被同学堵在胡同里扔泥巴，骂他们是“叛徒崽子”；长大后找工作，只要档案上写着“父亲刘光典，叛变投敌”，再好的能力也没人敢要；就连谈对象，对方家庭一听他们的出身，立马就断了联系。母亲临终前那句“你爹不是坏人”，成了他们心里唯一的疑惑，可周围的冷眼和歧视，终究让疑惑变成了怨恨，他们真的以为，父亲就是毁了全家的叛徒。 真相从来不会被永远掩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央专门成立工作组，核查当年潜伏台湾的地下党员事迹。工作人员翻遍了数万份历史档案，走访了海内外几十位知情人，甚至多次和台湾方面沟通，一点点拼凑出刘光典的英雄过往。墙缝里找到的密写情报、狱中战友的证词、特务档案里的审讯记录，所有证据都证明，他从来没叛变，是用生命守护信仰的革命烈士！ 2008年，当工作组把烈士证书递到刘玉平手里，把父亲的英雄事迹一一讲给他听时，这个年过花甲的老人突然蹲在地上痛哭起来。几十年的委屈、怨恨，在真相面前全变成了深深的愧疚，他终于明白，母亲当年的坚持不是空话，自己恨了大半辈子的父亲，竟是为国捐躯的英雄。他捧着父亲的照片，指尖一遍遍摩挲着照片上坚毅的眼神，恨不得立刻飞到台湾，把父亲的骨灰接回家。 后来，刘玉平还是去了台湾。当他亲手捧起父亲的骨灰盒时，盒子很轻，可在他心里却重如千钧。那不是叛徒的骨灰，是英雄的忠魂，是无数为了国家统一、民族解放，甘愿隐姓埋名、抛家舍业的地下工作者的缩影。他们在黑暗中坚守，在误解中牺牲，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安稳日子。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这些沉默的英雄，不该被遗忘，他们的事迹，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