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西安某医院给一位四十多岁男人做遗体解剖。医生发现他全身上下都是肿瘤，肝肺骨头里都有，胸腔里的肿瘤比心脏还大。现场好几个护士都哭了。 这个让护士们忍不住落泪的男人，不是普通病人，是时任陕西省周至县终南公社党委书记的郭裕禄，那年他才43岁。解剖报告出来后，连见惯了生死的老医生都叹着气说：“这是硬生生把自己熬垮的，他的身体，早就被常年的奔波操劳透支到了极限。” 谁能想到，这个全身是病的男人，曾是终南公社老百姓眼里最靠谱的“主心骨”。据《陕西日报》当年对其事迹的报道，1975年郭裕禄调到终南公社时，这里还是出了名的穷地方——土地贫瘠，旱灾频繁，很多村民一年到头连粗粮都吃不饱，不少人因为缺水，只能背着水桶走十几里路去挑水。他到任的第一天，没去公社办公室报到，而是背着铺盖卷，住进了最偏远的村庄，一住就是半个月。 那段时间，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跟着村民一起下地，一边干活一边打听情况，晚上就坐在煤油灯下，把每家每户的困难都记在笔记本上。有人劝他：“郭书记，你是干部，不用这么拼，指挥大家干就行。”他却摆了摆手：“老百姓吃不饱饭，我坐在办公室里能安心吗？干部就是要和群众一起苦，一起干。” 为了解决缺水的难题，郭裕禄牵头修水渠。开工那天，他第一个扛起了沉重的石头，村民们看着书记都这么卖力气，也都跟着动了起来。水渠修建的三个多月里，他几乎天天睡在工地的草棚里，晚上还要查岗，担心有人偷懒，更担心有人出安全事故。有一次，他的腰伤复发，疼得直不起身，村民们劝他休息，他却找了块木板垫在腰上，继续在工地指挥，直到实在撑不住，晕倒在田埂上，被大家抬去附近的卫生所。 卫生所的医生说他是劳累过度，让他住院治疗，可他只住了两天，就偷偷跑回了工地。他说：“水渠一天不修通，老百姓就一天吃不上水，我哪有心思住院。”就这样，在他的带领下，水渠终于修通了，清澈的河水顺着水渠流进了干涸的田地，那年终南公社的粮食产量，比往年翻了一倍还多。 粮食够吃了，郭裕禄又想着帮村民们增收。他发现终南公社的气候适合种果树，就自己掏腰包，从外地买来苹果树苗，免费发给村民，还请了农技专家，手把手教大家怎么种植、施肥、剪枝。为了让村民们放心，他自己先在公社的试验田里种了几亩苹果树，每天下班就去地里忙活，比照顾自己的孩子还用心。两年后，苹果丰收了，村民们卖了好价钱，终于过上了能吃饱穿暖，还能有点积蓄的日子。 可谁也没注意到，郭裕禄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经常咳嗽，有时候咳得整夜睡不着觉，胸口也时常疼得厉害，可他总说是小毛病，吃点药就好了。有一次，他在村里开会，突然咳出血来，村民们都劝他去大医院检查，他却笑着说：“老毛病了，没事，等忙完这阵子再说。”他嘴里的“忙完这阵子”，从来没有尽头——春天帮村民种果树，夏天帮村民抗旱，秋天帮村民收粮食，冬天帮村民修水利，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一天能好好休息。 1982年春天，郭裕禄的病情突然加重，连走路都变得困难，在家人和村民的反复劝说下，他才去西安的医院做检查。可检查结果出来后，所有人都傻了眼——全身多处恶性肿瘤，已经到了晚期。即便如此，他躺在病床上，心里想的还是村里的事，每天都让来看他的干部汇报村里的情况，还叮嘱他们：“一定要把苹果树管好，帮村民们多卖点钱；水渠要定期检修，别让水浪费了。” 他住院期间，终南公社的村民们都记着他的好，纷纷提着鸡蛋、拿着土特产去医院看他，有的人甚至步行几十里路，只为了能陪他说几句话。可郭裕禄却不让大家破费，他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把东西带回去，留给孩子吃。”直到去世前几天，他还在病床上写笔记，上面记着村里需要解决的问题，字迹已经歪歪扭扭，却一笔一划写得很认真。 那个年代的基层干部，没有精致的利己主义，只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纯粹执念。郭裕禄的肿瘤不是一天长出来的，是常年累月的操劳、饥一顿饱一顿的饮食、有病硬扛的拖延，一点点熬出来的。他的办公室里，没有豪华摆设，只有一张破木桌。桌上堆着厚厚的民情笔记，每一页都记着村民的难处，却从没提过自己的病痛。 现在我们总说“不忘初心”，郭裕禄的初心，从来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骨子里的行动。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光鲜亮丽的履历，却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为人民服务”。他的身体被肿瘤填满，可他的心里，却装着整个终南公社的老百姓。 郭裕禄的事迹，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精神坐标。在这个追求功利的时代，总有人问：“这么拼值得吗？”可对于郭裕禄来说，答案从来都很明确——只要能让老百姓吃饱饭、过好日子，一切都值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