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中国大使张伟烈正在摩洛哥王宫参加盛宴，突然大批士兵冲进来疯狂扫射，瞬间死伤200多人，张大使满身是血危在旦夕。 子弹横飞，水晶吊灯炸裂的声音混合着尖叫。张伟烈感到左肩一阵灼热，接着是温热的液体浸透礼服。他身边的摩洛哥礼宾官半个身子倒在血泊里，瞪大的眼睛里还残留着惊恐。 求生的本能让他顺势滚向巨大的橡木长桌下方，碎玻璃和瓷器哗啦啦砸在背上。空气里弥漫着硝烟、血腥，还有烤羊羔肉烧焦的怪异气味。 他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喘息，还有宫殿外隐约传来的坦克引擎轰鸣。完了，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不是为自己，是想到身上那份还没来得及发回国的外交简报。他下意识用没受伤的右手紧紧按住内侧西装口袋。 这不是张伟烈第一次离死亡这么近，却是最突如其来、最荒诞的一次。他1927年就入了党，搞过地下工作，经历过抗战烽火。 后来脱下军装搞外交，从驻日代表团到驻苏联使馆，什么风浪没见过？可谁又能想到，在素有“北非花园”之称、以奢华和平闻名的摩洛哥王宫里， 会遭遇这种军事政变的血腥场面？这次宴会本是庆祝国王哈桑二世生日，宾客如云，各国使节、政要、本地名流济济一堂，杯觥交错，转眼就成了人间地狱。 政变，是摩洛哥内部深层矛盾的总爆发。哈桑二世自1961年即位，国家表面光鲜，里子却问题重重。经济停滞，社会不满暗流涌动，军队内部尤其躁动。策划这场“斯基拉特宫政变”的，正是国王曾信任的将军麦德布赫和阿巴卢什。 他们想用最直接的方式——肉体消灭，来“解决”问题。政变者计划在国王演讲时开火，一举歼灭王室、政府高官及外国贵宾。消息闭塞，准备突袭，受邀赴宴的张伟烈大使和其他人一样，完全被蒙在鼓里。 历史常常被宏大的叙事概括，可身在其中的人，每一秒都是具体的煎熬。张伟烈在桌下，听着外面零星的枪声和士兵奔跑的皮靴声。他不知道自己躲了多久，时间似乎凝固了。 伤口在抽痛，失血让他有些发冷。他想起出国前老领导的叮嘱：“外交无小事，身处异国，你代表的是新中国。” 不能死在这里，这个念头越来越清晰。他小心地侧头，透过桌布缝隙观察。 大厅里一片狼藉，活着的宾客趴在地上瑟瑟发抖，少数士兵在走动，似乎在进行最后的“清扫”。他看见不远处，伊拉克驻摩大使也还活着，两人目光短暂交汇，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求生的意志。 转机，往往在绝望的边缘出现。枪声逐渐稀疏，王宫外传来了更激烈、更密集的交火声。忠于国王的部队赶到，开始反击。政变士兵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大厅里的控制出现了短暂的真空。 几个胆大的侍从和轻伤的宾客开始爬向侧门。张伟烈知道，机会来了。他忍着剧痛，用尽力气，跟着人群向那个狭窄的出口挪动。每一步都扯着伤口，汗水混着血水模糊了视线。 没人帮忙，每个人都自顾不暇。当他终于滚出那道门，接触到室外夜晚冰凉的空气时，几乎虚脱。救援的摩洛哥士兵发现了这群满身血污、衣衫不整的“贵宾”，迅速将他们转移。 事后统计，这场血腥的生日宴，共造成近百人死亡，过百人受伤。张伟烈大使是伤者之一，万幸子弹没有击中要害，经过紧急救治，他活了下来。 而哈桑二世国王，在混乱中躲进了厕所，后来又藏身于一个狭窄的密室，侥幸逃过一劫，并在忠诚军队的支援下，迅速平息了这场短命的政变。 这场经历，在张伟烈漫长的外交生涯中，刻下了最深的一道印记。伤愈后，他继续履职，后来还担任了驻蒙古大使。他很少对旁人提起那惊魂一夜的细节，但身边人发现，这位老外交官身上，多了一种历经生死后的沉静与豁达。 他后来撰写的回忆录里，对这段历史的描述也异常平实克制，没有渲染恐惧，只强调了一点：对国家交付的任务，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尽力完成。他按住口袋保护文件那个近乎本能的动作，或许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我们今天回看这段几乎被尘封的往事，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中国外交官的生死历险。它更像一个棱镜，折射出冷战时期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的政治脆弱性。 内部治理的困境，社会矛盾的积压，最终可能以最暴烈的方式，在最意想不到的场合爆发。而中国的外交官们，正是带着国家的嘱托，行走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舞台上。 他们的专业、勇气乃至牺牲，构成了新中国外交史中，那些不那么广为人知，却同样坚实的基石。张伟烈大使的故事提醒我们，和平与发展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它背后是无数人兢兢业业的守护，其中也包括那些在异国他乡，直面过枪口与鲜血的人们。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