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6月10日，朱老总唯一的儿子去世。朱老总得知后，沉默了许久，哽咽地批评妻子康克清道：“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朱琦出生在1916年，那时候朱德还在滇军当旅长。孩子刚出生，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就是个小肉瘤，朱德一看高兴坏了，给取了个小名叫“保柱”。为啥叫这名？那个年代兵荒马乱，婴儿夭折率高，当爹的就图个吉利，希望能保住这个孩子。 可惜，“保柱”保住了自己，没保住亲娘。生母萧菊芳在朱琦不到3岁时就病逝了。紧接着，朱德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远赴欧洲勤工俭学，后来又投身南昌起义、上了井冈山。这一走，父子俩就是天各一方。 这一别，就是整整20年。 当父子俩1937年在延安团聚时，朱琦已经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了。当时是周恩来总理费尽周折，通过地下党在国民党的部队里把被抓壮丁的朱琦给“捞”出来的。 见面那天，朱老总没有像电视里演的那样抱头痛哭，他只是走上前，伸出粗糙的大手，摸了摸儿子的右耳。当摸到那根熟悉的“拴马柱”时，这位钢铁硬汉的声音哽咽了：“是，是我的儿子，没错……” 好不容易团聚了，按理说该让儿子享享福了吧？并没有。 朱老总的爱，是那种“把你扔进熔炉里锻造”的爱。他直接把朱琦送进了中央党校，后来又送去了抗日前线。朱琦在战场上腿部中弹，落下了终身残疾，但这并没有让他从父亲那里得到任何特权。 解放后，朱琦被分配到石家庄铁路局工作。当时铁路局的领导一看，哟，这是总司令的儿子，哪敢怠慢？想给他安排个管理岗位。 朱老总知道后，直接一个电话打过去：“他不懂技术，怎么管人？让他从最基层干起！” 于是，堂堂三军总司令的儿子，成了一名铁路练习生。从烧煤的司炉工干起，那是真累啊，在大夏天的火车头里，光着膀子挥汗如雨，满脸煤灰，谁能认出这是“皇亲国戚”？后来朱琦靠着自己的本事，一步步考上了副司机、司机。 咱们现在常说“富二代”、“官二代”，你看看朱琦，这才是真正的“红二代”的样板。他在铁路系统干了一辈子，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身边的工友都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 1974年，那是个特殊的年份。大环境动荡不安，朱琦因为之前的政治运动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心脏病时常发作。 6月10日那天，朱琦在家中突然发病。因为发病太急，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人就走了，年仅58岁。 这不仅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更是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的终身遗憾。 家人之所以瞒着朱德，是怕他88岁的高龄承受不住打击。毕竟那时候，朱老总的身体也已经是风烛残年。但正如朱老总自己说的：“你们不告诉我，是不对的。” 在他看来，作为一个父亲，送儿子最后一程是天经地义的权利；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生老病死本是常态，不需要这样的“保护”。 而在处理儿子后事这件事上，朱老总再次展现了他那令人敬畏的原则性。 朱琦走了，儿媳赵力平孤身一人在天津，还要拉扯几个孩子。组织上考虑到朱老总身边缺人照顾，加上赵力平丧夫之痛，便提议把赵力平调回北京，既能照顾朱老总，也能一家团聚。 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合情合理、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的安排。 但朱老总拒绝了。 他把赵力平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不要为了我个人去调动工作，你在天津工作了这么多年，群众基础在那里，还是要留在那儿为天津人民服务。” 这种“无情”，恰恰是大爱。 说到这儿，不得不提一段有些沉重甚至敏感的往事，但这恰恰能印证朱家门风的硬度。 1983年，也就是朱老总去世7年后，正好赶上全国“严打”。朱老总最小的孙子朱国华，因为在天津触犯了法律，被判处死刑。 当时社会上流言四起，有人说康克清大姐肯定会去求情，毕竟这是朱家的一条根啊；也有人说，看在朱老总的面子上，这命肯定能保住。 结果呢？康克清大姐对此只说了一句话：“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她没有给任何领导打招呼，没有动用任何特权去“捞人”。甚至在孙子被执行死刑后，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老总是老总，他是他，他做错了事，就该自己承担。” 这就是老一辈革命家。他们的心不是铁打的，也是肉长的，也会疼。但在大是大非面前，那根脊梁骨比钢铁还硬。 回到1974年的那个夏天。 朱琦去世后，朱老总的身体肉眼可见地衰弱了下去。虽然他嘴上不说，依然坚持工作，坚持会见外宾，但身边的秘书和警卫员都看得出来，老总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 那是他唯一的儿子啊，是他愧对了20年的儿子。 1976年7月6日，朱德委员长也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享年90岁。 在临终前，这位掌管过千军万马的元帅，留下的遗产清单简直“寒酸”得让人落泪：他没有给子孙留下一分钱存款，2万多元的积蓄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了组织。 他对孩子们说：“我死后，你们没有什么遗产可分。我读过的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你们可以拿去学习，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