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开国上将杨勇收到一封来信，信中说：“我还活着，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工作。”，一个月后，杨勇收到信，看后大吃一惊：“孔宪权？他没死？” 孔宪权不是别人，是杨勇早在红三军团时期就一起扛过枪的老战友。两人认识那年，杨勇刚当上团政委，孔宪权已经是打过三次反“围剿”的老兵了。记得第三次反“围剿”时，杨勇在阵地上被敌人的子弹擦伤了胳膊，是孔宪权冒着枪林弹雨爬过去，把他拽到掩体后面的； 谁能想到，这个敢在炮火里抢人的硬汉，竟然真的熬过了那些九死一生的岁月！杨勇攥着信纸的手都在抖，指腹摩挲着“孔宪权”三个字，当年战场上的画面一下子就冲了上来——那天的太阳辣得刺眼，敌人的机枪像疯了似的扫射，自己的胳膊刚被流弹划开一道血口子，疼得钻心，是孔宪权趴在地上，利用弹坑做掩护，一点点往前挪，子弹擦着他的头皮飞过去，他愣是没躲，一把抓住自己的胳膊就往掩体后拖，嘴里还骂着“傻站着干啥？命不要了？” 没人料到，1934年长征路上的湘江战役，成了两人失联的分水岭。孔宪权所在的红三军团四师十团是后卫部队，负责掩护主力过江，面对国民党军的飞机大炮和地面围剿，部队打得尸横遍野，他的右腿被炮弹碎片炸伤，骨头都露了出来，疼得他直冒冷汗，却还是咬着牙扛着步枪往后撤。等他从昏迷中醒来，身边早已没了战友的身影，只有刺骨的江水和散落的武器，他知道，自己跟大部队走散了。 重伤的孔宪权没敢暴露身份，当时湘江沿岸到处都是国民党的搜捕队，一旦被发现，要么被杀害，要么被抓去做苦役。他拖着伤腿，躲在山洞里，靠采野果、喝泉水勉强维持生命，后来被一位好心的壮族老乡发现，偷偷背回家里养伤。老乡家也穷，没什么药，就用草药捣碎了敷在他的伤口上，给他煮稀粥喝，孔宪权这才捡回一条命。 伤好后，他成了跛子，走路一瘸一拐，根本没办法长途跋涉寻找部队。他就在当地隐姓埋名，帮老乡种地、放牛，这一待就是十几年。他从没跟人提起过自己的红军身份，也不敢打听部队的消息，怕给老乡惹麻烦，更怕被国民党残余势力盯上。那些年里，他无数次在夜里想起战友，想起杨勇，想起一起打反“围剿”的日子，心里又急又疼，却只能把思念咽在肚子里。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湘桂边境的小山村，孔宪权抱着村口的老槐树哭了好久。他知道，黑暗终于过去了，自己再也不用躲躲藏藏了。后来，他从路过的干部口中听说，杨勇已经成了开国上将，担任贵州军区司令员，这才鼓起勇气，找了一张皱巴巴的纸，用捡来的铅笔，一笔一划地写下那封短信。他没提当年的功劳，没说这些年的苦，只说自己还活着，想找份工作，哪怕是看仓库、扫院子，能为国家再出点力就行。 杨勇收到信后，立刻派专人去湘桂边境核查，没过多久，就传来了确认的消息。当孔宪权被接到武汉见到杨勇时，两人都老了，杨勇头发梳得整齐，穿着军装，孔宪权却还是一身粗布衣服，脸上布满皱纹，可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所有的岁月隔阂都消失了。杨勇走上前，紧紧抱住他，声音都哽咽了：“老伙计，我以为你早就……这些年，你受苦了！”孔宪权只是嘿嘿笑，眼眶却红了，嘴里反复说着：“活着就好，活着能看到新中国，能再见到你，就好。” 后来，杨勇根据孔宪权的身体情况，安排他在军区后勤部做后勤工作，虽然岗位普通，孔宪权却做得格外认真，每天早出晚归，把仓库整理得井井有条，同事们都不知道，这个跛脚的老人，是打过三次反“围剿”、走过长征的老英雄。孔宪权从不跟人炫耀过去的功绩，他常说：“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已经很幸运了，能有份工作，能为国家做事，就是最大的幸福。” 这段跨越十几年的战友情，实在让人动容。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多少战友一别就是永诀，多少英雄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孔宪权没有因为失联而消沉，没有因为受伤而抱怨，心里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这种纯粹的信仰和坚韧的品格，值得我们所有人敬佩。而杨勇没有忘记老战友，收到信后立刻行动，这份战友情谊，也成了那个年代最珍贵的财富。不是所有英雄都能被载入史册，像孔宪权这样的老兵，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用一生践行着军人的誓言，他们的故事，同样不该被遗忘。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