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1945年8月15日，陕北延安的夏夜仍带着余热，警卫员齐吉树攥着一份急电，脚步轻快地闯进毛主席的窑洞，声音里藏不住激动：“主席，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毛主席放下手中的笔，接过电报，逐字逐句地读了三遍，指尖轻轻摩挲着纸页上的铅字。沉默片刻后，他自言自语道：“日本终于投降了，好啊，抗战八年总算胜利了。” 稍作思忖，他走到书桌前挥毫泼墨，写下十四个遒劲的草书：“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则题词后来刊登在重庆《新华日报》上。 消息像野火一样在延安蔓延开来，枣园里，干部、战士、老乡们自发点燃火把，锣鼓声、秧歌队的唢呐声、此起彼伏的口号声连成一片。 美军观察组的军官们也被这份喜悦感染，加入了欢庆的队伍，跟着人群拍手呐喊。 老战士拄着拐杖，浑浊的眼睛里含着热泪，反复念叨：“八年啦，我的血没有白流！”卖瓜果的小贩干脆把筐里的桃梨往人群里抛，高声喊着“胜利果，大家随便吃！” 火把点亮了夜空，也照亮了每个人脸上久违的笑容，这是普通人对胜利最质朴也最真挚的表达。 9月5日，延安各界两万多人举行庆祝大会，当天《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庆祝抗战最后胜利》，直言“这的确是我中华民族百年来未有的大事”，呼吁全国人民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大纛（dao四声，意思是旗帜）下迈步前进”。 远在重庆，胜利的喜悦早三天就已爆发，8月10日晚7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员潘永元颤抖着扭开送音开关，哽咽着播报：“各位听众，现在播送重大新闻……日本无条件投降！” 这则消息如闪电划破夜空，山城瞬间沸腾。 几十万市民涌上街头，素不相识的人握手拥抱，吼声、歌声、锣鼓声交织成一片。 餐馆里的禁酒令形同虚设，猜拳声彻夜不绝，商店门口挂起“庆祝胜利，八五折廉价”的布招，军用卡车被欢笑的儿童爬满，美国士兵跳下车与中国百姓相拥同庆。 正在宴请墨西哥大使的蒋介石，匆匆结束宴会召开军事会议，连夜敲定受降部署，随后在广播中呼吁民众“精诚合作”。 狂欢的人群中，作家丰子恺的陋室灯火通明。平日谦和的友人破门而入讨酒，他翻出珍藏的佳酿，众人喧闹至深夜两点。 待客人离去，丰子恺辗转难眠，三日后挥毫画出《胜利之夜》：父亲高举幼子，母亲含笑凝视，暖灯照耀下花猫安卧，以朴素笔墨定格了民族新生的瞬间。 而这份喜悦背后，阴影已悄然蔓延——国民党官员随后奔赴沦陷区“劫收”，抢占敌伪财产、囤积物资，甚至为争夺利益火并，物价飞涨让百姓刚燃起的希望又迅速冷却。 在沦陷区，胜利的消息起初被严密封锁，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通过广播传出，尽管通篇未提“投降”二字，却让被压迫多年的百姓如释重负。 南京市民纷纷奔走相告，扯下伪政权的标语，挂上积尘已久的国旗；北平的大街小巷锣鼓齐鸣，市民们自发聚集在街头，仿佛一夜之间重见天日；长春的百姓走出家门，脸上写满胜利者的骄傲，诉说着十四年苦难后的解脱。 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长春伪皇宫里听到广播，脸色惨白，才彻底明白自己的“皇帝梦”已成过眼云烟。 而在南方的广州，日军投降后，新一军进抵接防，压抑六年的民众怒火彻底爆发，已受降区域多次发生日本移民遇袭事件，散居市内的台人、韩（朝）人依附者也因往日为虎作伥遭人痛恨，街头纠纷不断。 缺乏清洁饮水和生活设施的日侨处境艰难，一周内就有上千人就诊、五人病亡，昔日侵略者的帮凶终究尝到了苦果。 海外的千万华侨，更是欣喜若狂，新加坡的《星洲日报》以“庆祝盟国最后胜利”为题刊发特刊，详细报道日军缴械服劳役的消息。 美国的《美洲华侨日报》用头版头条宣告“寇代表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侨胞们自发组织游行，高举“祖国胜利万岁”的标语，泪水和欢笑交织在一起。 抗战八年里，华侨们从未缺席：有人捐钱捐物，将辛苦积攒的财富源源不断运回国内；有人运送战略物资，冒着生命危险打通滇缅公路的补给线；更有人放弃海外的安稳生活，毅然返乡参战。 胜利的欢腾中，政治博弈的暗流早已涌动，8月11日，蒋介石连下三道命令，要求解放区军队“原地驻防待命”，却让国民党部队“积极推进”，试图独占胜利果实。 朱德随即以延安总部名义发布7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军队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投降，并致电蒋介石驳斥其错误命令，直言“内战危险空前严重”。 9月2日，日本代表在“密苏里”号战舰上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接过投降书。 这一刻，标志着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彻底结束，中华民族终于洗刷了百年屈辱。 参考信源： 9月3日：“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2025-09-03 光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