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见习参谋黄登平在站岗时，突然发现大雾中好像有人影在活动，他悄摸过去，扔了两颗手榴弹，没想到，一下创造了越南战场上单兵歼敌最多的纪录。 这位见习参谋名叫黄登平，当时隶属于南京军区陆军第一军，这里需要厘清一个常见误区，许多人将这场战斗发生的时间笼统地归入“两山轮战”时期，这是准确的。 但具体到他的这次行动，更精准的背景是1984年7月开始的“船头地区”防御作战，第一军接替原防守部队，在包括那拉口子在内的多个要点与越军展开激烈争夺。 战场环境极其复杂，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山岳丛林地，植被茂密，地形起伏，视线受阻，而且雨季时常弥漫着能见度极低的大雾，这种环境，既给防御带来了巨大困难，也为小规模、突发性的近距离战斗提供了条件。 黄登平当时的身份是“见习参谋”，这个职务很关键，他并非刚从新兵连出来的战士，而是经过军事院校培训、在基层连队进行实践的未来指挥员苗子。 这意味着他具备比普通士兵更系统的战术理论知识和更强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在那种高压、紧绷的前沿阵地上，哨兵的警觉性就是生存和胜利的第一道保险。 大雾弥漫，视觉基本失效，判断依赖的是听觉、直觉和极其丰富的经验，他发现“人影”的过程，与其说是“看到”，不如说是综合了环境异响、微弱光影变化和长期高度戒备下形成的“第六感”，这是一种在生死边缘磨砺出来的战场本能。 关于他投掷两颗手榴弹的选择，也值得深入剖析，在那种不确定目标具体人数和方位的近距离遭遇下，使用手榴弹而非首先开枪，是极为聪明且符合战术原则的。 首先，开枪会瞬间暴露自己的精确位置，在敌情不明时非常危险，其次，手榴弹的破片杀伤范围大，在浓雾中对付可能分散或隐约聚集的目标，效果比单发射击更可靠。 投出两颗，则体现了“确保效力”的原则，形成覆盖和连续杀伤，避免一颗出现意外或效果不足。 这个细节说明，黄登平的行动不是盲目的热血冲动，而是在电光火石间，运用了所学的战术知识做出的冷静判断。 战后核实，此次爆炸造成了越军一个侦察小组的重大伤亡，歼敌数字达到了惊人的规模，这项“单兵歼敌纪录”的诞生，有其特殊的战场背景。 它发生在双方长期对峙、频繁进行小队渗透与反渗透的“绞肉机”式前沿，越军为了获取情报和破坏，经常派出精锐的侦察兵小组，利用复杂天气和地形进行摸哨、渗透。 而相应地，我军一线指战员的反渗透、反侦察意识和技能也被磨砺到了极高水准。 黄登平的战斗，是一次成功的“反捕捉”行动，是防御方对进攻方精心策划的一次伏击的漂亮反击。 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个高战果，它背后是整个防御体系的高度戒备和无数类似但规模较小的交锋作为底色。 从更广的维度看，这场战斗凸显了传统步兵近战技能在现代战场边缘环境下的不可替代性。 即便在火炮、雷达、电子侦听技术已经广泛应用的八十年代，在浓雾和丛林的遮掩下，最终决定胜负的，往往还是士兵的个体素养：敏锐的感官、沉着的心态、快速的判断和娴熟的武器运用。 黄登平使用的手榴弹，堪称是最古老、最可靠的近战兵器之一，它在特定环境下发挥了高技术装备难以替代的作用，这提醒我们，谈论军事现代化时，单兵的“硬功夫”永远是最基础的砖石。 战后，黄登平被授予了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但历史记录往往聚焦于高光时刻，我们更应看到这高光背后，是成千上万普通士兵在相似恶劣环境下，日复一日承受的压力、执行的枯燥警戒和面对的致命风险。 黄登平是他们的一个突出代表，他的成功，某种意义上也是整个一线防御体系严密性和韧性的一个缩影，他像一颗偶然被擦亮而被人看见的星星，其光芒也映射出整片星空的坚实。 今天回顾这段战史，不应仅仅将其作为一个“传奇故事”来消费，它为我们理解那场发生在山岳丛林中的长期对峙，提供了一个极其微观却生动的剖面。 它告诉我们，战争的宏大叙事是由无数个这样的瞬间组成的：一个年轻军官，一场浓雾，一次精准的投掷，以及由此引发的决定性连锁反应。 这里面有必然，也有偶然，必然的是中国军人捍卫国土的坚定意志和高超的战术素养。 偶然的是，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天气与特定的敌军行动轨迹交汇于一点。 历史往往就在这种必然与偶然的交织中写下它的篇章，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对那场战争，以及战争中每一个个体的付出与牺牲，抱有更深切也更平实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