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之夜，闻一多为了不与新娘同房，不洗头、不洗澡、不刮胡子。 这事儿说起来可能有人不信，一个接受新思想的青年，怎么会摊上这种封建包办婚姻。 当时的闻一多刚从清华毕业，心里装满了对自由恋爱的憧憬，突然被家里塞来个素未谋面的妻子，换谁都得炸毛。 闻一多那会儿是真铁了心要反抗。 花轿抬到门口时，他差点翻墙逃跑，被几个堂兄死死按住。 进了洞房，看着盖着红盖头的高孝贞，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整晚没挪窝。 第二天早上，长辈们来看新人，瞧见新郎官顶着鸡窝头、满脸胡茬，新娘红着眼圈坐在床边，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本来想干脆撕破脸退婚，但后来发现根本行不通。 闻家老爷子放出话来，要是敢退婚就断绝父子关系。 他在日记里写“吾爱自由，吾尤爱双亲”，这话透着多少无奈。 闻一多骨子里还是孝顺的，只能捏着鼻子认了这门亲。 不过他留了个心眼，婚后没几天就以留学为名，收拾行李去了美国。 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逃避的决定，反倒成了两人关系的转折点。 闻一多走之前做了件出人意料的事，他没把高孝贞扔在老家当传统主妇，反而托人安排她进了武昌女子职业学校。 在1920年代的湖北，已婚女子能去上学的，怕是找不出第二个。 高孝贞后来在回忆录里说，拿到入学通知书那天，她躲在被子里哭了半宿，不是委屈，是激动。 美国那几年，闻一多给家里写信从不提感情，净是些文学艺术和时政评论。 但他给高孝贞的信却格外用心，讲莫奈的画怎么用色彩，讲《红与黑》里于连的挣扎，甚至教她怎么分析报纸上的新闻。 高孝贞也没闲着，把学校里学的新知识、新思想都写进回信里。 有一次她问闻一多“《关雎》是不是爱情诗”，这个问题后来还被闻一多写进了《诗经新义》里。 1925年闻一多回国，在邮轮上写了本诗集《红豆》。 当时好多人以为这些诗是写给某个红颜知己的，直到后来书信公开，大家才发现“你的眼睛还没掉转来望我，只起了半点红”这样的句子，分明是写给高孝贞的。 这对半路夫妻能走到这一步，连闻一多自己都觉得意外。 北平那几年算是两人最安稳的时光。 闻一多在国立艺专当教授，把高孝贞和孩子接到北京。 晚上没事的时候，两人就坐在院子里聊天，他讲课堂上的趣事，她教他怎么腌咸菜。 他们还一起翻译泰戈尔的《飞鸟集》，高孝贞说“翻译不光要准确，还得有味道”，这话让闻一多连连点头。 1938年搬到昆明就不一样了，日子一下子苦了起来。 闻一多月薪买完米就所剩无几，高孝贞带着孩子们在学校后面开荒种地，南瓜、蚕豆种了满满一片。 最让人感动的是，闻一多烟瘾大，当时买不起好烟，高孝贞就用晒烟、槐花和蜂蜜自己做。 闻一多在日记里写“此烟虽粗，然含蜜意”，字里行间都是满足。 1946年闻一多遇害前，给高孝贞留了张字条：“午后有会，归晚，不必等饭”。 谁也没想到这成了绝笔。 后来整理遗物时，高孝贞在他常穿的西装口袋里，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照片，是两人刚结婚那年的合影，背后有闻一多的字迹：“始乱终不弃”。 如此看来，感情这事儿真没什么固定模式。 闻一多和高孝贞的婚姻始于封建包办，却在相互理解中开出了花。 他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证明，重要的不是怎么开始，而是愿不愿意一起成长。 这大概就是最好的爱情模样吧，不轰轰烈烈，却能在柴米油盐里见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