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杀害江姐的凶手，黄茂才被判处枪毙，行刑时，黄茂才大喊冤枉，他大声的呼喊：“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是无辜的，我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信源：《在狱中，她写下托孤遗书》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1948年的四川乡下，国民党抓壮丁的锣声敲得人心慌，荣县佃农黄茂才的娘揣着半袋糙米，求保长把19岁的儿子送进机关当文书——总比扛枪上战场强，这是那个年代底层人最实际的活命哲学。后来他被调去渣滓洞，灰色制服套在单薄的身上，每天数着铁窗里的日升月落，直到那双毛线手套突然塞进他掌心。 他本以为“这里关的都是坏人”，却看见那个叫江竹筠的女人，被特务用竹签扎得指尖淌血，晕过去又醒，醒了还在教难友识字；冬天风灌进衣领时，她悄悄递来手套，毛线粗糙得磨手，针脚却像地里的麦垄一样齐整。“你还年轻，别把自己困在黑暗里”——这句话在他脑子里转了三夜，像颗发了芽的种子。 他开始偷偷做事：把江姐写的信托在鞋底，走二十里山路送到磁器口杂货店，鞋帮磨穿了也不敢停；趁查房塞几张边角卷了的旧报纸，报纸上“解放军渡江”的标题，让铁窗里的眼睛亮了起来；甚至偷听到特务要“处理政治犯”的消息，假装擦桌子，用袖口沾着水在桌上划“快”字。 1949年11月他请假探病，再回渣滓洞时，只剩满地弹壳和烧焦的木梁，江姐早就没了。谁能想到，1951年清查反革命的名单上，“渣滓洞看守”五个字成了罪证；能证明他帮忙的人都死了，唯一活着的曾紫霞，当年没暴露身份，也没法出来说话。很快，死刑判决书送到了家。 行刑那天清晨，荣县刑场的土坡上站满了人，他被绑着跪在地上，突然拼尽全力喊：“我不是特务！我帮过江姐送信！”声音撕破晨雾，连执行的士兵都愣了；监刑的法官听见“送信”两个字，想起档案里江姐那封下落不明的“示儿信”，赶紧喊停——这一喊，死刑改成了无期。 在牢里的十几年，他写了一叠又一叠申诉信，纸页泛黄，字迹却越来越用力。1964年减刑出狱，可“凶手”的帽子还在，走到哪儿都有人戳脊梁骨，只能靠打零工糊口。直到1981年，重庆烈士陵园整理档案，胡其芬烈士的《最后的报告》里提到“蓝先生冒死传信”，细节和他申诉信里的“鞋底藏信”分毫不差。 曾紫霞老师从医学院赶来，指着照片说“就是这个年轻人，当年总趁送饭偷偷塞报纸”；几个幸存的狱友也站出来，说见过这个看守悄悄递东西。1982年荣县法院重审，结合这些证据和《中国法制报》的调查，“宣告无罪”四个字传来时，57岁的他蹲在地上哭了，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晚年的黄茂才当了荣县政协委员，常有人找他聊渣滓洞的事，他总说：“我没做啥大事，就是没敢丢良心。”2009年他走的时候，家里还留着那副手套，毛线松了，却被摩挲得发亮。现在再提他，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想说：历史有时候会被标签骗了，“看守”不一定是坏人，“喊冤”也不一定是狡辩。 那句迟到三十一年的“无罪”，既是给他的交代，也是给历史的公正——好人和坏人，从来不是靠身份定的，是靠做的事。就像那双磨破的手套，粗糙的毛线里，藏着黑暗里最亮的光。历史的天平，究竟该如何称量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的灵魂？或许，答案就藏在那些没敢丢的良心，和没被遗忘的细节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