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说：“我父亲是侵华日军，我从不吃中国菜，因为我不配，我也不生小孩，因为我的身上流着恶魔的血液，这样的血脉，必须要在我这一代终结。” 对于很多人来说，血脉是一种荣耀的传承，但对日本文坛巨匠村上春树而言，流淌在血管里的东西，却成了他穷极一生想要洗刷的污点。 这位享誉世界的作家内心深处埋藏着一道从未愈合的伤口。2009年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他站在领奖台上低声说道：“无论墙有多么地正确，鸡蛋有多么地错误，我会和鸡蛋站在一起。”这句话背后是他对强权的反抗，也是对父亲曾经所属的那个侵略体制的无声控诉。 村上春树的父亲名叫村上千秋，本是京都一所寺庙住持的次子，一名普通的和尚之子。1938年，20岁的村上千秋三次被征入伍，作为照料军马的“辎重兵”加入侵华日军的行列。他所属的第16师团第16联队，正是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累累罪行的部队之一。 父亲唯一一次向年幼的村上春树讲述战争经历，描述的正是日军杀害中国俘虏的残忍光景——“用军刀砍下人头的残忍光景，不言而喻地沉重印刻在幼年的我的心上。”那段回忆成了村上春树永远的心理阴影，他在《刺杀骑士团长》中借主人公之口写道：“上级长官把刀交给叔父，命令他砍下俘虏的人头......” 这种负罪感深深影响了村上春树的日常生活。他公开承认自己是个“极端的中华料理过敏分子”，即使来到中国，也主要靠压缩饼干活命。他曾解释说：“我对中国和中国人决不怀有不好的感情，相反，总的说来说是有极大兴趣的......尽管这样，我的胃还是拒不接受‘中华料理’。”这种生理上的排斥，更像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惩罚。 更令人震撼的是村上春树选择不要后代。他明确表示要“让家族绝后，不能让侵略者的血液流传”。这个决定源于他作为侵华日军后代的懊恼、无奈和悲情，他不确定是否应该将这种侵略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从而让自己的孩子也背负着自己的痛苦。 村上春树与父亲的关系因此变得异常复杂。他们有整整20年完全没有见过面，这份疏远背后是儿子无法接受父亲曾参与侵华战争的历史。直到2008年，90岁的父亲去世前，父子俩才完成了“和解一般的举动”。 父亲去世后，村上春树开始深入调查父亲的从军履历。2019年，70岁的他终于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弃猫——提起父亲时我要讲的事》，首次公开承认父亲曾是侵华日军并杀害过中国俘虏的往事。在这篇两万余字的纪实性散文中，他写道：“父亲和每个普通的日本人一样......”试图理解那个时代普通人的无奈。 村上春树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对战争的反思。在《且听风吟》的结尾，他写道：“死了很多人呢，可大家都是兄弟呀”；《奇鸟行状录》中描述了关东军在投降前疯狂屠杀长春动物园动物的场景；《刺杀骑士团长》更是直接提及“南京大屠杀，40万中国人遇害”。这些描写常引发日本右翼的谩骂和攻讦。 2015年，村上春树接受共同社采访时明确表示：“我认为，重要的是日本应该坦率道歉。日本唯一能做的，就是道歉。直到那些（遭受侵略的）国家说：‘尽管我们没有完全原谅，但你们的道歉已经足够了。’”这一立场遭到日本右翼作家百田尚树的猛烈抨击，后者在推特上嘲讽道：“即使说了这样的话也别想获得诺贝尔奖！” 村上春树曾用雨滴比喻历史责任：“我们只是落向广袤大地的众多雨滴中那无名的一滴。即使是一滴雨水，也有历史，也有继承那段历史的责任。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应该承担属于他的那一份历史责任。 在《弃猫》的结尾，村上春树又讲了童年有关猫的另一个回忆——一只爬上树的猫不敢下来，并得出一个深刻教训：“下来比上去难得多。”他对战争的理解是“结果可以轻而易举地吞噬起因，让起因失去原本的力量。这有时可能杀死一只猫，有时也可能杀死一个人”。 村上春树的选择确实过于极端，却映照出一个敏感灵魂对历史罪责的深切感受。他背负着父辈的战争记忆，用拒绝传承血脉的方式，完成对那段侵略历史最彻底的否定。这种自我惩罚的背后，是一种超越国界的人道主义关怀，也是对历史真相的坚定守护。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国内权威媒体报道信源：新京报《公开父亲是侵华日军：村上春树的坦白令人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