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在南方的农村里。那时夏天没有空调，老屋的暑气是黏在皮肤上的。竹编的席子被体温焐热，印着俗气大牡丹的毛巾被踢到脚边，外婆的蒲扇摇出的风，总也赶不走帐子外嗡嗡的蚊子。黄墙受潮，洇开一片片灰黄的水渍，像模糊的地图。我总是在五点的鱼肚白的晨光中，被屋外的鸡鸭鹅的嘎叫吵醒，眯着眼看木窗棂外细密的雨帘，或者，等来一场震耳欲聋的雷阵雨。厨房里传来白米粥扑腾的声响，混着外公的咳嗽，赖床的最后几分钟，是我与清醒之间最温柔的拉锯。 红漆剥落的洗脸架上，搁着印有“喜”字的搪瓷盆。外婆边在灶间忙活边喊：“囡囡，快洗脸吃饭。水珠顺着胳膊肘，滴在屋里头泥土地板上，晕开深色的圆点。那时总嫌弃外婆熬的白粥太稀，比不公社早餐摊的白馒头。蓝边碗里是自家腌的酸菜，坦白讲，吃得有些腻了。我飞快地把酱瓜和隔夜的糯米糕塞进嘴里，用温粥送下去，喉咙一动，便算完成了早餐的任务。 老家的夏天，是漫无边际的。因为我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暑假作业。我和表姐用蜘蛛网兜捕捉蜻蜓，在长满青苔的井边钓小鱼，用破旧的轮胎内胆当救生圈，在浑浊的河浜里扑腾。午后，村里人会来乘凉，木拖鞋踩在石板上吧嗒吧嗒，带着湿漉漉的闲适。我也总是被推到那些布满皱纹的面孔前，努力回想这个婆婆是否给过我糖块，在记忆搜寻未果时被妈妈提醒：“傻站着做啥，叫阿婆。” “阿婆……”声音细若蚊蝇。 “小晴长这么大啦，水灵灵的，像她妈妈年轻时。”她笑着对妈妈说，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 我耐心听着那些关于收成和天气的闲聊，手指绞着裙边，我知道，我只需要做个安静的背景。 “十三了，九月就上初中了。”他们报我的年龄，总喜欢用周岁，显得我更大些。 “要读初中了呀，学习咋样？”好了，熟悉的审问环节虽迟但到。 “没呢，她能不能学靠她自己了。”妈妈在谈论我学习时，总带着一种释然。 “没事的，女娃子文静，脑子灵光的。” 这个话题总算翻篇了，接着便是塞零花钱的拉锯战。那时候的零花钱带着体温，长辈都是从深蓝色的棉布衫口袋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纸币。我对钱没什么占有欲，因为它们最终都会变成书架上的新文具。又或者是一整套《还珠格格》的贴纸，我都只是暗暗羡慕。不过好在，外婆在给我买冰棍和话梅糖的事上，从不吝啬。 我的生日在八月，小时候并不特别喜欢，因为总要帮着忙东忙西去拜拜。傍晚，我和外婆会在天井里摆上五果六斋，我心思早飞到了星天外。姑姑总会给我带一件新裙子，那是我为数不多感到被郑重对待的时刻。夜晚，一家人围坐在竹床上分食一个西瓜，至少那时，蝉鸣和星光都属于我，与分数和排名无关。 “下午去你姨公家吃晚饭，你一起去。”姑姑开口时，我知道反抗是无效的。 “一会儿就走，换身漂亮衣裳。” 其实也没什么可打扮的，带上我的小说，坐在亲戚家凉快的穿堂风里，安静地看一会，我便心满意足。 不同的亲眷，走动的时间也不同，有的约在端午，有的定在中秋。总之，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脸，在一年一度的节日里，总要见上几面。我常常需要根据父母的称呼，推断出一个“姑婆”或“舅公”的称谓，再从对方爽朗的应和中判断自己是否叫对。叫对了，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叫错了，那尴尬能缠绕我一整天。或许，就是这一次次的忐忑，织成了我如今内向的网。 吃完中秋的月饼，离开学的日子就掰着手指能数清了。我在昏黄的白炽灯下，狂补暑假作业。妈妈总会“恰好”端着一碗绿豆汤进来，视线扫过我几乎空白的作业本。 “现在知道用功了？整个夏天疯玩的时候想什么了？”她的语气里，有种终于等到这一刻的报复。 “叫你每天写两页，偏要拖，现在知道急了？” 我头也不抬，继续跟那些已经看不清的数学题较劲，拒绝交流。 “下次再不写完，别想出去玩。”她放下碗，带上了门，也带走了我最后一点拖延的底气。 可我总是学不乖，作业永远是开学前夜的狂欢。补完所有作业，我才发现我的字写得又急又丑，像被惊吓的蚂蚁在纸上乱爬。 九月一日，我揉着惺忪的睡眼，背着塞满了新书和梦想的书包，把自己重新按回那个规矩重重的教室，在开学典礼冗长的讲话里，神游天外。 然后一恍惚，就到了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