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4日，国民党中将宋希濂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出狱那天，陈赓大将专程到监狱去接他。见到陈赓后，宋希濂激动不已。 1924年，这俩人还是毛头小子。 那时候的黄埔军校，宿舍夜里十一点就熄灯。可有两个人不睡觉，常把被子蒙过头，躲在里头打手电筒。他们在干啥？对照地图，把广东到湖南的铁路线画得密密麻麻。那时候宋希濂十九，陈赓二十一，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打回老家去，怎么救中国。谁也没想到，这张被窝里画出来的草图，后来真的被炮火炸成两截，一截跟着蒋介石走，一截跟着毛泽东走。 那时候陈赓是著名的“黄埔三杰”，活跃得很，爱开玩笑；宋希濂呢，稍微闷一点，但那是陈赓的“铁杆迷弟”。陈赓入党早，还介绍宋希濂入了共产党。只不过后来“中山舰事件”一出，风向变了，宋希濂在彷徨中没跟上队伍，最后脱了党，跟了老蒋。这一跟，就是几十年的对立。 1937年，国共二次合作，西安城墙上风声紧。 早已升任国军师长的宋希濂，和已是红军将领的陈赓，在一家羊肉泡馍馆子里碰了头。外头是乱世，里头是老友。伙计刚把馍掰好，陈赓从怀里掏出本手抄的《论持久战》。那纸边都磨得发毛了，像是刚从枪油里捞出来的。 宋希濂没推辞，接过来塞进内袋，反手回赠了一包“三炮台”香烟。 烟抽完了，书却留了半辈子。这书宋希濂一直带在身边，即便后来打内战，也没舍得扔。后来这书在军事博物馆展出时，观众隔着玻璃都能看见书脊上被汗碱浸出的白圈。那是啥？那是宋希濂在无数个纠结的夜晚，手里攥出来的冷汗。 后来解放战争，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宋希濂在大西南被俘，那是1949年。 他在白公馆当俘虏的时候，心里其实是绝望的。为什么？因为他手上沾了血，他当年奉命处决了瞿秋白。 在白公馆的黑夜里，审查组轮班倒。宋希濂总借故去走廊，其实是想听看守闲聊。只要看守嘴里蹦出“陈赓”俩字，他耳朵就竖起来。有一次小兵说“陈赓兵团已打到昆明”，他回到号子，把这句话写在火柴盒上，第二天又悄悄撕碎冲走——那火柴盒是唯一能写字的地方。 转机出现在1959年12月4日。 那一天，特赦令下来了。宋希濂的名字赫然在列。当他走出那个关了他十年的大门，看到陈赓大将站在寒风里等他的时候，这个在战场上杀人不眨眼的硬汉，一下子就崩不住了。 陈赓没有摆什么大将的架子，更没有胜利者的姿态。他走上前，一把握住宋希濂的手，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 那天陈赓在四川饭店摆了一桌，叫来了杜聿明、王耀武这帮老同学。席间，陈赓说：“以前咱们是各为其主，现在咱们是一家人，要为国家建设出力。”宋希濂听着，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 更让人感动的，是陈赓走后，宋希濂做的事。 1961年，陈赓英年早逝。这对宋希濂打击太大了。他刚觉得自己有了奔头，领路的大哥却走了。他在祭文中写道：“这也丧失了我一生中难得的良友。” 后来宋希濂去了美国。你以为他去美国是享清福？或者是逃避？都错了。 1980年的纽约，宋希濂已经六十岁了。他干嘛呢？他在学英语。单词卡片别满西装内衬，地铁里小声背统一。旁边华侨看他嘴里念念有词，还以为这老头在念什么经。 他在美国，心里想的还是中国。1984年，“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会场是租的一个教堂地下室，穷得叮当响，椅子都不够，有人只能坐折叠梯。宋希濂这个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亲自把黄埔校训“亲爱精诚”写成毛笔字，挂在吊灯下。墨汁滴在白衬衫上，他顺手抹成一朵梅花。 那天签名簿上多了五百多个名字。散会时，他把剩下的瓜子分装成小袋，一人一把，说了一句特接地气的话：“带回去，慢慢嗑，统一这事也得慢慢嗑。” 这时候的宋希濂，哪还有半点当年“鹰犬将军”的杀气？就是一个盼着回家的中国老头。 他写回忆录，写材料。医生看他写到手腕肿，给他贴膏药。他嫌碍事，干脆把笔绑在手上继续写。有人背后嘀咕：“写再多也改不了败军之将。”他听见只当耳背。他把稿纸摞成堆，用麻绳捆成“豆腐块”，一蹬三轮就送到文史馆。 后来学者翻档案才发现，解放战争中西南战场最缺的那块拼图，就在他这摞“豆腐块”里。他对历史负责，对国家负责，这是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完成当年和陈赓没做完的事。 最让人泪目的，是1993年，宋希濂弥留之际。 在病房里，他已经说不出整句了。护士整理床单时，从他枕头底下摸出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两个年轻人，一个左襟别校徽，一个帽檐压到眉，背后是黄埔校门。 照片背面，铅笔痕迹淡了，但还能辨出“1924.11”和一行小字，“渡河，我们终会一起渡河。” 那是他和陈赓。 家属把照片放进他掌心。他的手指已经僵硬，掰不开了，就那样合着，像捏着半世纪前在西安小店里，那支没递出去的烟。 宋希濂这一辈子，其实就干了两件事：前半辈子在战场上和陈赓“打架”，后半辈子在心里和陈赓“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