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后，由韩宗琦负责为其穿寿衣。可当韩宗琦接过卫士们递过来的寿衣后却发怒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拿出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为周总理做新的呢？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行不行？你们这样做对得起总理吗？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305医院逝世，享年78岁。治丧小组遵照遗愿，一切从简。韩宗琦被指派整理遗容，包括口腔清洁和衣物更换。卫士从西花厅取来一套中山装，交给韩宗琦。这套衣服是周恩来最后穿过的，布料灰青色，已洗得发白。领口和袖口磨损严重，肩膀处有补丁痕迹，内衬薄透泛黄。整个衣柜翻检后，这件相对完整，其他中山装补丁更多，裤子膝盖褶痕深。 韩宗琦查看衣物时，发现领口内侧有针脚痕迹，那是多次缝补的结果。周恩来生前出席会议，常穿类似旧装。1969年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时，衣服磨破，他用别针固定，继续工作。邓颖超连夜补缀，用旧布料对色。这样的细节，韩宗琦从医疗随访中了解。周恩来对亲属要求一样严，侄女周秉德下放时，他送去一件旧军大衣，穿了20多年。韩宗琦回忆，周恩来常说，衣服是工具，用坏再补，国家布料要省。 寿衣选择源于周恩来生前反复交代。他在病榻上嘱托，身后事勿铺张，勿添新衣。邓颖超执行这一意愿，从衣柜挑选最常用的一套。这件中山装陪周恩来度过无数场合，1972年尼克松访华，他穿类似一套，补丁在内侧不显眼。韩宗琦得知后，明白这不是随意，而是对节俭信念的坚持。周恩来在西花厅住26年，屋内陈设简单，一床一桌一椅，无多余摆设。吃饭排队领食堂菜，从不特殊化。 周恩来的节俭根植于革命传统。延安窑洞时代，他带头穿粗布衣，补鞋袜。解放后，主持一五计划时，强调资源向工业倾斜，个人用度一再压缩。医院档案显示，周恩来癌症治疗中，坚持用普通病房，避免专人专车。韩宗琦参与多次检查，见证他拒绝进口药物，转用国产替代。这样的作风，让医疗团队也养成节约习惯，药品领用严格控制。寿衣事件中，韩宗琦的反应源于对周恩来多年的了解，他视周家如亲人。 中山装作为周恩来标志性服装，承载外交篇章。1955年万隆会议，他穿灰色中山装，提出求同存异方针，推动亚非团结。衣服虽旧，却整洁得体，赢得各国赞誉。类似一套，穿到1975年四届人大，作最后政府报告。布料华达呢，多次织补，后背无缝，象征国家统一。韩宗琦在整理时，看到扣子磨圆，裤腰松弛，这些痕迹记录周恩来高强度工作。接见外宾时，他常脱外套，露衬衫领圈泛白。 周恩来的清廉不止于衣着。生前无个人存款，房产全归公。逝世后，骨灰撒江河，无墓无遗物。韩宗琦从遗体取下瑞士手表和为人民服务胸章，表带已旧，胸章红底金字。两物代表时间珍惜和一生追求。西花厅勤务员解释，衣柜中山装十几件，全有使用痕迹，无一件全新。这反映周恩来对权力的态度：人民赋予，不能谋私。韩宗琦通过事件，认识到旧衣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勋章。 节俭作风影响国家政策。周恩来推动土布推广，公务员制服限国货。1954年日内瓦会议，他穿中山装，展示中国自信。衣服定做三套，穿23年。邓颖超整理时，挑六成新的给周恩来。韩宗琦的质问，凸显普通人对领袖期望，却也折射周恩来一贯自律。医院记录，周恩来牙疾复发，仍坚持开会，从不请假。寿衣旧旧的，衬托他将一切还给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