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说：“我父亲是侵华日军，我从不吃中国菜，因为我不配，我也不生小孩，因为我的身上流着恶魔的血液。这样的血脉，必须要在我这一代终结。” 作为享誉全球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有个让人费解的怪癖：只要踏上中国的土地，不管接待规格多高，面前摆着多么诱人的山珍海味，他都要把自己关在酒店房间里，默默吃随身携带的日本罐头。 外人觉得荒谬，可对他来说，这背后是难以言说的愧疚——他觉得自己不配吃中国的食物，因为父亲曾是侵略中国的日军，而他的血管里，流淌着侵略者的“恶魔血液”。 这份对出身的深深厌恶，让他做出了极其决绝的决定：终生不要孩子。 在他看来，生孩子不是生命的延续，而是暴戾基因的复制。那段沉重的血脉诅咒，必须在他这一代彻底画上句号。 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他那位有着僧侣与士兵双重身份的父亲——村上千秋。 童年时的早晨，村上春树总被沉闷的诵经声唤醒。身为语文教师的父亲，每天都会跪在佛龛前，对着先祖虔诚祈祷。 他曾天真地问父亲为何诵经，父亲只含糊地说是为了“超度亡灵”。 直到后来，从那些关于战争的只言片语中，他才拼凑出真相：那些经文，是为了父亲在中国战场杀害的亡魂而念。 少年时的村上春树，心里满是恐惧。父亲曾说起“中国士兵明知要被砍头，却毫不畏惧”的残酷回忆，这句话像钉子一样扎进了他的潜意识。 成年后，这种精神上的撕裂变成了激烈的父子对峙。他渴望从父亲口中听到对侵略战争明确的反省，可换来的只有上一代人的沉默与回避。 在良知与亲情的拉扯中，他说出了“断绝关系”的话，父子俩从此决裂二十年，直到父亲去世，也没能完全和解。 父亲的离世，并没有驱散他的恐惧，反而让他更迫切地想要查清真相。 年过花甲的村上春树，花了五年时间，像侦探一样翻查父亲的服役记录，走访父亲当年的战友。 他最害怕的，是证实父亲参与过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最终的调查结果让他在这个具体的时间点上松了口气：父亲是1938年8月才抵达中国的辎重兵，错开了南京大屠杀。 但他在父亲泛黄的日记本里，看到了父亲记录处决战俘时的心理挣扎，还有刺杀手无寸铁平民的文字。 那根刺，终究还是没能拔出来。他这才明白，父亲每日清晨的诵经，是一个刽子手试图在受害者的血泊中，寻找一丝灵魂的救赎。 既然血脉无法清洗，村上春树就把手中的笔变成了手术刀，一次次刺向日本社会极力掩盖的战争毒瘤。 2019年，他在《文艺春秋》发表随笔《弃猫》，不顾“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把父亲参与杀戮的过往层层摊开给公众。 在那个习惯模糊战争性质、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日本舆论场里，他的行为无疑是一种“叛逆”。 这种反骨早就藏在他的小说里。《奇鸟行状录》中，他描述了日军把人扔进井里投掷手榴弹的残暴； 《刺杀骑士团长》里，他用大篇幅书写南京大屠杀，揭露日军砍杀俘虏、尸体填满长江的惨状，更驳斥了日本右翼纠结“遇难人数”的无耻。 他直言，不管是40万还是10万，杀害平民的本质永远不会改变。 这样毫不留情的揭露，让他成了日本右翼的眼中钉，“卖国贼”“间谍”的谩骂从未停歇，甚至有人在他住所外进行威胁抵制。 但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从未退缩，正如他所说：“一滴雨水有其历史，也由于那段历史，即有着继承一滴雨水的责任。” 他用近乎自虐的方式，独自背负起家族乃至民族的历史债务。哪怕这份债务本不该由他独自偿还，他也要站在寒风中，用文字和斩断的血脉，为那个试图遗忘历史的社会，立起一块永不磨灭的警示牌。 他不恨自己的国家，恰恰相反，他在用最痛切的方式爱着它——哪怕这意味着，他要在无尽的赎罪之路上，做一个永远没有后代的独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