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审讯室，牧师董健吾被追问过往。他沉默片刻，一句话让审讯员笔都停了：“我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两名审讯员一下子愣住。 跟着他的讲述，一段旧事被揭开。 董健吾是中共早期地下党员，借牧师身份在上海白色恐怖中传情报、护同志。 1930年10月，杨开慧在长沙牺牲。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留在当地，随时可能被抓。 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很着急，请示党组织后，决定把三个侄子转移到上海。 1931年2月，经地下党秘密护送，三个孩子到了上海。接收他们的，是周恩来指定的大同幼稚园——这是董健吾创办的，表面是托幼机构，实际是地下党联络点。 董健吾回忆道：“我记得第一次见三个孩子的样子。岸英九岁，像小大人，紧紧护着弟弟们，眼神里有警惕也有倔强。” 大同幼稚园条件差，吃的、看病都成问题。入园没多久，最小的毛岸龙发高烧。大家以为是普通感冒，没料病情发展极快。负责照顾孩子的郑兰芳（董健吾妻子）当时正好外出。 郑兰芳赶回来时，毛岸龙已经昏迷。她马上抱孩子去广慈医院，诊断是急性腹泻性痢疾。医生全力抢救，但最佳治疗时间已过，四岁的毛岸龙没救活。 董健吾说：“岸龙走的时候，小手还攥着我的衣角。我这辈子忘不了那种没办法的感觉，更不敢想主席知道了会多难受。” 毛岸龙没了，董健吾更坚定要保护好毛岸英、毛岸青。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叛变，供出上海地下党核心秘密，连周恩来住处都说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危在旦夕，大同幼稚园秘密身份暴露，校长决定马上解散。 其他孩子都有亲戚接走，只有毛岸英、毛岸青的身份不能说——这秘密只有董健吾知道，可他当时正执行任务不在上海。 紧急时刻，组织安排郑兰芳照顾两兄弟。她带孩子住进母亲家，屋子本就小，挤着自家孩子更显局促。 郑兰芳的母亲有意见，常对董健吾说：“你这是给自己找麻烦，两个来历不明的孩子，要是被巡捕房发现，全家都要倒霉。” 董健吾知道岳母的担心：住处离巡捕房仅两条街，毛岸英兄弟的湖南话在上海弄堂也很显眼。为安全，他每天白天带孩子出去转，天黑才敢悄悄回家，仍时刻提心吊胆。 反复考虑后，董健吾向组织建议，把孩子转移到前妻黄慧光家。黄慧光是忠诚的地下党员，家里有四个孩子，再多两个不易引人怀疑，且她做人谨慎可靠。 董健吾带毛岸英、毛岸青去黄家，悄悄说清孩子身份。黄慧光瞪大了眼睛，接着坚定地说：“你放心，有我在，绝不会让孩子们出事。” 组织每月给生活费，由董健吾转交。但湖南话的问题没解决，邻居常问孩子来历，黄慧光只能谎称是远方亲戚寄养，还得带全家频繁搬家。 1933年，上海地下党组织被严重破坏，董健吾和组织断了联系。更糟的是，他的牧师身份被叛徒告密暴露，教会将他辞退，没了唯一收入。 没了组织经费，黄慧光家生活变难。六个孩子要吃要穿，这个普通家庭扛不住。董健吾满是愧疚地说：“最难的时候，家里连米都没有。慧光宁愿自己饿着，也要让岸英、岸青多吃一口，可孩子们还是经常吃不饱。” 毛岸英看在眼里，为不拖累黄家，悄悄带弟弟离开，开始在上海街头流浪。兄弟俩靠捡破烂、卖报纸谋生，日子过得特别难。毛岸英后来回忆，为买一本字典，他俩整整三个月没吃早饭。 和孩子失去联系后，董健吾特别着急，一边找组织，一边打听兄弟俩下落。直到1936年，才在上海一个贫民窟里找到他们——两人衣服破烂，脸瘦，手脚冻得红肿。这位见过风浪的硬汉，忍不住红了眼睛。 此时，董健吾已通过宋庆龄的关系，重新和组织接上了头。他知道上海不能再待，专门去陕北瓦窑堡，向林伯渠汇报情况，提议把孩子送到苏联读书。 林伯渠考虑后说：“陕北条件苦，老打仗，确实不适合孩子，送苏联要好好安排。”组织同意了方案，可路费和手续成了难题。关键时候，董健吾想到了张学良。 此前，董健吾因受宋庆龄委托办事，与张学良结下友谊。饯行宴上，张学良问他有什么心愿。董健吾趁机提道：“我有两个革命子弟，想请您帮忙送他们去苏联读书，将来为国出力。” 张学良马上答应：“这事我包了。” 1936年7月，李杜用化名王元华，带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祺，坐上了去法国的邮轮“康脱罗梭”号。 1937年初，毛岸英、毛岸青到了莫斯科，进了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开始了新生活。 审讯室里，董健吾的讲述快结束了。 两名审讯员早就停下记录，心里被这段往事震住了。因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董健吾涉案，他没多久就被放了，继续在上海过平常日子。 直到1960年，美国记者斯诺来中国访问，和毛主席聊天时提到当年护送他进陕北的“王牧师”。 毛主席这才明白，那个多年没消息的救命恩人，就是董健吾。 怀着感激，毛主席马上让陈赓将军去找董健吾，任命他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这段过了二十多年的守护和等待，终于有了好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