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6日，解放军快进成都时，张大千靠国民党高官张群，拿到最后三张飞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四夫人徐雯波，和几十幅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登机。 那时候，中国大地正处于翻天覆地的变化中，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向西南地区推进，国民党势力在成都周边已难以为继。张大千作为知名画家，早年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尤其钟情于敦煌莫高窟的古代壁画。他从1941年起，组织团队前往甘肃敦煌，在荒漠环境中驻扎多年，雇工匠搭棚，使用矿物颜料，一幅幅复制那些唐宋时期的艺术遗迹。这些临摹作品不是简单复制，而是保留了原作的尺寸和风格，每件都投入大量资源，相当于普通人家几年生活费。 张群当时是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掌管军政资源，与张大千关系密切。在张大千敦煌创作期间，张群多次派人送去物资支持。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败局显现，成都成为撤离点，许多人争抢军机座位。张大千得知解放军接近，便求助张群，获得三张机票，并携带那些壁画。 成都街头布满封锁，机场座位有限，行李额度严格。张大千一行直接进入机场，壁画重量超标，飞行员一度拒绝装载。行政院官员杭立武见状，用自己三件行李箱换取空间，那些箱子里有二十多两黄金，是他的全部积蓄。他提出条件，到台北后壁画需交给当局。张大千同意，这样那些78幅敦煌临摹壁画才得上机。 国防部中校参谋陈国兴在场帮忙搬运那些长轴卷轴。飞机起飞，载着张大千夫妇和女儿心沛，以及壁画，飞往台北。这件事在当时乱局中显得特别，因为普通难民带点衣物都难，而张大千靠张群的批条，带走这些文化物品。 张群敢这么安排，也因为时机紧迫。12月6日那天，正是西南军政公署一些官员通电起义前夕，防线瓦解在即。张群知道成都守不住，借机帮老友，也算给自己留个保护文物的名义。要是再晚几天，机场包围，情况就不同了。 那些壁画是张大千五年心血结晶。他在莫高窟时，团队克服沙漠 hardship，颜料从远方运来，一笔一划临摹飞天和经变图。这些作品后来成为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资料，推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 抵达台北后，张大千按约定将壁画移交国民党当局。这些画作保存下来，为后世提供参考。张大千还画了幅松石图送给陈国兴作为谢礼。多年后，他回忆此事，提到当年协助。 这件事反映出在历史转折期，文化遗产转移往往靠个人关系。张群作为国民党高官，利用职位开绿灯，但这也暴露了当时资源分配的不公。相比之下，许多民众在机场等不到座位，只能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