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巴沙尔执政时候，送来一批文物，让中国代保管。 国际馆藏托管事务向来遵循协议优先原则。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寄存国变更不影响既有协议有效性。这个制度既能维护文物安全，也给寄存国吃下定心丸。 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保存的2800余件波斯珍宝就是典型案例。1972年伊朗萨瓦克政权与法方签订百年寄存协议，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新政府多次要求返最终仍依约维持现状。这类案例充分说明文保工作要跨越政治周期，才能建立稳定的国际协作机制。 文物专家张弛强调，托管协议就像存款合同。我国自1961年颁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以来，已建立完善的出入境管理制度。去年敦煌研究院公布的《国际文物寄存指南》显示，全球98%的博物馆坚持认协议不认政府原则。 寄存协议条款通常包含政权更迭应对机制。大多数文本都会写明协议效力不受签署主体变更影响这正是国际文保合作长期稳定的法律基础。如果因政权交替就否决既有承诺，全球两千多家博物馆的海外借展业务都将陷入混乱。 现代文物保护不是简单交接，涉及防氧化处理、定期维护等数十项专业技术流程。不少战乱地区的文物因缺乏保管条件，反而在国际寄存期间避免损毁。考古学家李默然提醒，寄存制度本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文保领域的具体实践。 看完这些国际通行做法，相信大家对文物托管的专业性和必要性有了新认识。您觉得跨国文物寄存应采取何种保障机制？欢迎留言分享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