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以前的聂曦副官原来长这样与临刑前完全不同，剑眉星眸正气凛然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马场町的枪声打碎了早晨。 白衬衫、军裤、马靴，双手反绑，其中那个年轻军官站得笔直，镜头对着他时，嘴角微微上扬。后来岛内媒体拿到这张黑白照，说是“最具震慑力的就义照”。 看惯了的人心里都明白，如真心里打鼓，眼神早躲开了，这个三十三岁的福建人偏偏盯着前方，像是自己在挑地方站。 档案柜里留下过完全不同的一张脸。 黄埔军校十六期步科第一队的毕业证书上，照片里的少年剪着板寸，剑眉紧收，嘴角抿得很死，下方写着“福建福州，一九一七年生”。从黄埔出校门，他走进国民党军队，很快被同乡吴石看中，调去身边当随从副官，又兼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长，天天围着人和文件打转，风声进出，他都听得见。 一九四九年二月，吴石调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聂曦随行。 福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一纸电令，要把福建境内五百多箱机要档案火速运往台湾。 吴石心里亮得很，嘴上推说“军运紧、调船难”，先挑出一批军事图书和一般参考资料，贴上“绝密”标签装船。真正要紧的二百九十八箱，交给聂曦他们连夜转移，送进福建省研究院书库深处。 福州解放后，这批箱子原封不动交给解放军，变成另一边手里的硬货。 同年八月，两人又坐船到了台湾。 表面上看，聂曦还是国民党军官，实际已经在隐蔽战线干活。 吴石升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后，经陈诚举荐，让他出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上校科长。这个岗位名头很“世故”，天天应酬、陪吃陪喝，懂门道的人都知道，这地方人多话密，是打听动静的好窗口。 一九四九年秋，他两趟往返香港，把重要军事情报交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的万景光，每次都得扛着掉脑袋的风险。 同年十一月，朱枫从香港潜入台湾，与吴石接上线。 每周一两次的会面，什么时候见、在哪儿见、谁开车接、谁在旁边做掩护，全落在这位交际科长头上。 岛内局势很快收紧，戒严令一下，海空通道被军方攥得死死的，普通人连港口都靠不上。 朱枫接到指示必须离台，只能先搭军机去浙江舟山，再想路回大陆，这件苦差事照例压到聂曦手上。 他找到在空军司令部当参谋的王济甫，从王嘴里探出一班从台湾飞舟山、接送兵员的军用运输机，又顺着空军这条线搞到一张搭乘许可证。 一九五零年立春那天，他把车开到约定地点，朱枫坐后排，王济甫在前排，一路关卡问得紧，大多盘问都让空军参谋接着。飞机顺利起飞，几个人心里的弦刚松一点，舟山那头的特务已经张好网。 朱枫落地后被捕，护送离台的整套流程被翻了个底朝天，聂曦的名字被扣在“通共”两字上。 一九五零年二月，他和朱枫一同被押进国民党保密局监狱，三月吴石、陈宝仓也被带进去。 酷刑一轮接一轮上，审讯记录却薄得很。对确实经手的事情，比如档案转移、帮人离台，他“供认不讳”，一旦问到更多人、更多线，嘴就像上了锁。 特务折腾了好些日子也没捞到多少情报。情况送上去，蒋介石在“吴石匪谍案”后面亲笔批了死刑，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几个人一起走上马场町的刑场，那张白衬衫照片就是那天留下的。 临刑前一夜，他托狱友带出一张小纸条，纸上写着：“告诉我的孩子，父亲是为理想而死。”同一份案卷里，还有一枚牛角私章，“精忠报国”四个字刻得朴素。 枪声散了，骨灰还要找地方落脚。 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台北市阳明山臻爱楼的一间小格子里，编号B－47。名牌上写的是“聂能辉”，少一笔、多一划，看着像笔误，落在他身上，就把黄埔学员、隐蔽战线交通员、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在马场町倒下的烈士，硬生生抹成“叫不出名字的人”。 名字一边刻进石头，一边被年轻人记在屏幕里。 二〇一三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花岗岩壁上多了“聂曦”这两个字，广场里一尊雕像定格在走向刑场的一瞬，头略微扬起，嘴角那点笑被石头接住。 短视频平台上，“寻找聂曦”的话题播放量冲上二点三亿。 有一条十五秒的视频，镜头扫过阳明山纳骨塔，停在B－47格位，字幕写着“他牺牲时24岁，和我同年”，年龄同史料有出入，却让不少年轻人心里一震。 评论里有人留言要带一束花替外婆去看他，第二天管理员发现格位前堆满白菊花，足有几百束，通道被挤得只能侧身过去。 二〇二三年冬天，阳明山下起细雨，一对三十出头的男女在B－47前跪了很久，手里攥着一本黄埔同学录的影印本，封面写着“能辉兄留念”。 起身前，两人往格子里塞了一张复印纸，是聂曦当年画的大榕树，树下站着穿旗袍的妻子和抱着婴儿的自己，背面写着：“爷爷，我们接您回家。” 这几年，中华英烈网上多了“聂曦数字纪念馆”，电视剧《沉默的荣耀》里多了那个英俊干练的副官形象。剧里有一幕，他走向刑场时回头望向大陆，嘴角含笑。 幸存战友记得，他说过“血会流在这片土地，魂永远向着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