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说:“蒋介石杀了我的许多同志,还杀了我的两个儿子,我同他不共戴天。现在国共合作,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这哪是妥协,分明是中国人在国难面前最硬核的清醒! 蒋介石早早就布好了局,中统特务等着接他去中央党部招待所,他一句“做个平民就好”怼得对方没话说;教育部长朱家骅带着十万经费、五个参政会名额,甚至劳动部部长的官帽上门,想让他另组“新共党”,他盯着人直笑:“在别人缝隙里装门面,有意思吗?” 连老友胡适来劝“干番大事”,他也毫不退让:“他杀了我儿子,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这仇刻在骨头里!” 监狱让写悔过书换释放,他当场摔了烟:“我宁死狱中,也无过可悔!” 国民党送的钱,他分文不碰,原封退回。 可当抗日炮声响起,他把私仇狠狠压进心底。拖着高血压的身子,在武汉的大学里沙哑着嗓子演讲,一遍遍喊“这不是政府间的战争,是中国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还呼吁给民众自由,让大家都投身抗战。后来被诬陷是“日本间谍”,哪怕气得要去法庭对质,也绝不说一句反共的话;国民党想挑拨他骂延安,他只淡淡一句“蒋先生抗战是对的,要举国一致”。 他的“不反对”,从来不是原谅,是“我恨他,但更恨日本人”的大义。个人仇再深,也抵不过民族存亡的分量。 这种把家国放在私仇之上的骨气,难道不该被永远铭记?你觉得这份在危难里拎得清的格局,放在今天够不够“顶”?
陈云晚年回忆说,遵义会议上有两个人反对毛主席。一个是凯丰,他反对最坚决,态度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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