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非洲的新一轮争夺是生物医学帝国主义】
（半岛电视台）2 月下旬，津巴布韦退出了一项拟议的美国 3.67 亿美元医疗援助协议，原因是其反对协议中要求美国广泛获取敏感健康数据的条款。
这项为期五年的计划旨在支持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流行病防范工作。
然而，这些条款要求广泛共享国家卫生情报，包括流行病学监测数据和病原体样本，但并未提供任何具有约束力的保证，确保津巴布韦能够公平地获得从这些国家开发的医疗技术。
哈拉雷称该提议为“不平等交换”，并警告说，津巴布韦可能沦为“科学发现的原材料”提供者，而最终的收益却可能集中在美国和全球制药公司手中。批评人士越来越多地将这种模式描述为生物医学掠夺主义：一种剥削性研究实践与殖民主义思维的有害结合，巩固了西方的主导地位。
在卢萨卡，官员和民间社会组织对一项拟议的美国-赞比亚卫生伙伴关系表示担忧，该伙伴关系价值超过10亿美元，为期五年。草案要求赞比亚提供约3.4亿美元的国内共同融资，同时赋予美国广泛的国家卫生数据访问权限和病原体共享协议。
其中一项有争议的条款规定，如果赞比亚未能与华盛顿就铜、钴等矿产达成单独的双边协议，则该协议可以终止。
肯尼亚的情况提供了第三个警示信号。
去年 12 月，肯尼亚高等法院暂停了一项类似的 25 亿美元协议，此前有人提出法律挑战，认为该协议可能在肯尼亚《数据保护法》下缺乏充分保障措施的情况下泄露敏感的健康数据。
哈拉雷、卢萨卡和内罗毕的争端共同指向一个更广泛的模式。这些争端发生的背景是，华盛顿在其“美国优先全球卫生战略”框架下，正在非洲各地迅速推进的双边全球卫生协议网络。
据总部位于美国的独立卫生政策研究机构凯撒家庭基金会的追踪数据显示，美国已与非洲各国政府签署了 20 多份谅解备忘录，实施时间表从 2026 年到 2030 年不等，总承诺金额接近 200 亿美元。
预计这笔资金的很大一部分将来自非洲各国政府，这使得华盛顿能够将这种模式包装成伙伴关系，同时加剧不对称、财政压力和依赖性。至少已有17个非洲国家达成了类似的协议，其中许多国家的卫生预算捉襟见肘，谈判筹码有限。
这些协议为抗击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埃博拉病毒和疟疾的项目提供资金，同时加强疾病监测系统、实验室能力和疫情防范。
然而，这些举措极大地增强了华盛顿的谈判筹码。例如，在尼日利亚，资金的发放取决于阿布贾方面承诺“优先保护基督徒免受暴力侵害”。
从津巴布韦到赞比亚再到尼日利亚，争议的核心在于美国希望从中得到什么回报：健康数据和病原体样本。在生物技术和疫情防范时代，这些信息支撑着全球生物经济，推动着疫苗平台、药品专利和人工智能驱动的药物研发。生物数据的战略价值已与石油、矿产或稀土不相上下。
非洲公共卫生系统可能成为生物信息的上游供应商，而下游利益——知识产权、药品生产和商业利润——仍然集中在较富裕的国家。
这些焦虑源于一段更长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非洲的医学与帝国权力、种族等级制度和外国统治紧密交织了一个多世纪。在殖民时期，欧洲殖民当局经常开展医疗运动，将疾病控制与对非洲民众的监视和强制统治结合起来。
1921年至1956年间，法属赤道非洲开展了昏睡病控制计划，这是殖民时期最残酷的医疗运动之一。当时，殖民当局将整个村庄的村民集中起来进行强制性体检和治疗。在许多情况下，人们被迫接受检查，并被注射旨在遏制疾病传播的实验性药物。后来发现，包括阿托西尔在内的一些药物会导致严重的副作用，例如失明，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死亡。
人们的怀疑态度也受到现代医学伦理争议的影响，这些争议往往涉及西方制药公司。1996年，在尼日利亚北部卡诺爆发脑膜炎疫情期间，辉瑞公司在一家野战医院对100名儿童进行了名为Trovan的实验性抗生素试验。
尼日利亚调查人员得出结论，该试验未经适当监管批准，政府调查将其描述为“对未注册药物的非法试验”。辉瑞公司面临尼日利亚政府和受影响家庭的诉讼，并于2009年与卡诺州达成750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但始终否认存在不当行为。
公共卫生系统产生实验室检测结果、流行病学记录、基因组测序以及疫情暴发期间采集的生物样本。全球生物技术产业每年创造超过1.5万亿美元的产值，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3.88万亿美元，这使得基因组数据和病原体样本成为21世纪最有价值的科学资源之一。
数十年来，全球健康伦理学者一直认为，国际医学研究必须避免剥削中低收入国家的民众。在2004年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研究中，生物伦理学家埃泽基尔·伊曼纽尔及其同事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符合伦理的研究需要与当地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社区建立合作关系，并确保利益的公平分配。
这一原则显然并未体现在美国的双边卫生安排中，而后疫情时代，其利害关系更加凸显。在疫情初期，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实验室依靠病毒样本和基因组数据的快速共享来追踪病毒传播并研发疫苗。
然而，当疫苗问世时，许多非洲国家却发现自己被排在了队伍的末尾，而较富裕的国家则囤积了大量疫苗。世界卫生组织于2025年5月通过的《大流行协议》旨在通过一项病原体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来解决这种不平衡现象，该机制将病原体共享与更公平地获取相关技术联系起来。
双边卫生协议有可能削弱多边努力。通过与个别国家直接谈判，像美国这样的强国可以获得获取病原体信息的特权，而无需受到旨在确保公平利益分享的更广泛机制的约束。
及时获取病原体数据对于全球卫生合作和应对疫情至关重要。争议的焦点不在于数据共享本身，而在于提供数据的国家能否公平、公开地获得由此产生的疫苗、诊断方法和治疗手段。
因此，非洲国家面临着一项微妙的平衡之举：既要保障拯救生命的卫生项目，又要捍卫数据主权、法律监督和互惠伙伴关系。解决之道或许在于通过非洲联盟及其下属的独立卫生机构——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机构进行集体谈判，而不是签订不平等且支离破碎的双边协议。
尽管名义上是自愿的，但全球超级大国与财政拮据的医疗体系之间的谈判很少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例如，谈判破裂后，华盛顿已开始逐步停止对津巴布韦的医疗援助，这凸显了其他拒绝屈从于其意志的非洲国家所面临的风险。
19世纪，西方列强通过分而治之的策略推进殖民扩张，逐个瓜分非洲大陆。如今，唯有团结一致，才能阻止强权国家通过针对特定国家的协议，强加新的帝国主义控制形式。
美国现在正通过一些政策来获取生物数据和病原体情报，这些政策有可能以新的科学形式重现殖民掠夺时期权力失衡的局面。
因此，各国政府必须团结一致、坚定决心捍卫医疗主权。
如果非洲分享其数据和样本，美国也必须在平等和透明的条件下分享其数据和样本。
非洲人的身体不是廉价、可随意消耗的商品。美国在非洲
——作者姆哈卡是一位社会和政治评论员，拥有开普敦大学的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