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地主王学文发现一20岁女兵躺在家门口，见四下无人，他一下将女兵扛到了炕上，谁料，女兵解开衣襟，王学文震惊：“怎么会这样……” 搁在1937年的甘肃临泽，地主王学文绝对算当地的“异类”。那会儿的地主，要么跟着马家军的尾巴后面捡便宜，要么关起大门当缩头乌龟，谁也不会没事给自己找事，毕竟马家军搜捕红军的架势，跟疯了似的，别说藏红军，就是跟红军沾点边，都能被抄家砍头。 王学文不一样，他手里有几亩地，日子过得不算差，但也没跟着欺负乡邻，用乡邻的话说，就是“有点软心肠，见不得活人遭罪”。 那天的雪下得邪乎，刮的风跟刀子似的，王学文刚从地里巡完回来，搓着冻得通红的手准备进屋喝口热酒，就听见院门口“扑通”一声，像是有东西倒了。 原来是雪地里蜷着个穿灰布军装的姑娘，看着也就二十岁上下，军装破得不成样子，到处都是口子，雪水顺着衣角往下滴，裤腿上的血渍冻成了硬块，整个人一动不动，只有胸口还有微弱的起伏。 王学文侧耳听了听，远处隐约有马蹄声，不用想也知道，是马家军在搜山。这时候要是把人扔在这，不出半个时辰，要么冻死，要么被马家军发现，横竖都是死。 王学文咬了咬牙，心说豁出去了，大不了就是一条命。他猛地拉开院门，弯腰探了探姑娘的鼻息，还有气，就是弱得厉害。他来不及多想，弯腰就把姑娘扛了起来，姑娘轻得吓人，估计是饿了好几天，再加上冻的，扛在肩上跟扛着一捆柴火似的。 把人放到炕上，王学文刚转身要去烧点热水，身后就传来一阵细微的动静。他回头一看，姑娘居然醒了，眼睛半睁着，眼神虚弱却很警惕，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才缓缓抬起手，慢慢解开了自己的军装衣襟。王学文当时就愣住了，眼睛瞪得老大，嘴里不自觉就冒出了那句“怎么会这样……” 他本来以为姑娘是受了重伤，想让他帮忙包扎，可没想到，军装内衬里，居然用布条死死捆着一个襁褓，襁褓很薄，里面裹着个小小的婴儿，因为贴着母亲的体温，孩子还没断气，闭着眼睛，发出一声细若蚊蚋的哭声，跟小猫叫似的，不仔细听根本听不见。再看姑娘身上，全是伤痕，有刀伤，有枪伤，新伤叠着旧伤，有的还在渗血，看着就让人揪心。 姑娘的嗓子哑得不行，像是被沙子磨过，每说一个字都费劲，她颤巍巍地从怀里摸出两块皱巴巴的银元，还有一张纸边被血浸透的字条，挣扎着就要从炕上爬起来，“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眼泪混着脸上的雪水往下淌：“大哥，救救这孩子，他是红军的后代……” 王学文这才明白过来，这姑娘是西路军的人，看这模样，应该是部队突围时失散了，被马家军追得走投无路，才倒在了他家门口。他心里咯噔一下，收留红军的风险他比谁都清楚，他有个远房亲戚，就是因为藏了个红军伤员，被马家军发现后，一家老小全没了，这事在当地传了好长时间，没人不害怕。 可看着姑娘跪在地上的模样，再看看襁褓里那个微弱的小生命，他实在狠不下心来。姑娘见他犹豫，又断断续续地说，孩子的父亲是红军干部，已经在突围中牺牲了，她是孩子的母亲，叫吴仲廉，实在没办法了，才求他收留孩子。 她还说，只要能救孩子，让孩子跟着他姓，当他的亲生孩子都行，只求他能让孩子平安长大，别告诉孩子真实身份。 王学文叹了口气，伸手把姑娘扶起来，说了句“放心吧，我保你们母子平安”。他没什么豪言壮语，就是觉得，做人得凭良心，不能见死不救。 接下来的日子，王学文过得提心吊胆。白天他正常下地、打理家事，装作什么都没发生，晚上就偷偷去柴房给姑娘送吃的、送药，还得时刻留意外面的动静。 马家军下乡盘查了好几次，每次都挨家挨户搜查，王学文凭着自己在当地的口碑，再加上乡邻们暗中帮忙打掩护，好几次都有惊无险地躲了过去。 过了半个多月，姑娘的伤势好了一些，她知道不能一直麻烦王学文，就趁着一个深夜，悄悄离开了，去寻找大部队。临走前，她把一枚小小的红五星徽章送给了王学文，说以后要是有难处，凭着这枚徽章，红军一定会帮他。 姑娘走后，王学文给孩子起名叫王继曾，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抚养，省吃俭用供他读书识字，一直没告诉过他真实身份。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吴仲廉才辗转找到这里，母子重逢，抱在一起哭得撕心裂肺。王学文看着眼前的一幕，只是笑着把那枚珍藏了十二年的红星徽章拿了出来，还给了吴仲廉。 很多人都说，王学文一个地主，没必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救红军的孩子，可他从来没后悔过。在那个乱世里，没有什么地主和红军的对立，只有活生生的人，只有放不下的良心。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自己的善良，在1937年那个寒冷的雪夜，给了两个绝境中的生命活下去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