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沈醉去天安门参加阅兵仪式，看见毛主席身边站着的女人，吓得他当场差点魂飞魄散！这个女人是谁？沈醉为什么吓成这样呢？ 这个大学生，就是后来在台湾被称为“深蓝中的深蓝”、“小李敖”的资深媒体人郭冠英。 1949年4月，他出生在台湾新竹。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空军军官，当初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去上海接收江湾机场。等机场辛辛苦苦修好，国民党大势已去，郭父只能撤到台湾去修新竹机场。结果新竹机场刚修好，郭父接到的新任务居然是开飞机去轰炸自己亲手修的上海江湾机场。 在郭冠英的小时候，不管教科书还是老师，灌输给他的观念极其单一：台湾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西安事变”，罪魁祸首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他曾天真地以为，自己之所以出生在新竹没生在上海，全拜张学良所赐。所以，当他第一次在朋友家撞见这个历史书上的“大反派”时，心里的错位感可想而知。 让郭冠英真正走入历史、认清张学良真面目的转折点，发生在美国伯克利大学。 1983年，郭冠英在伯克利做访问学者。在那里的中国图书馆，他看到了海量的中国近代史资料，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当他在那一栏栏的活动书架间亲手翻开尘封的史料，当他读到杨虎城将军全家惨遭匕首杀害、连八九岁的稚子都没能幸免遇难时，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当场眼泪夺眶而出。 从那一刻起，张学良悲剧英雄的形象在他脑海中无限放大。他猛然意识到，那个在朋友家偶尔碰面的慈祥老头，身上背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家国悲剧。这种情感的共鸣，促使郭冠英下定决心：必须要为历史留住点什么。 机会总是留给有心人。郭冠英的朋友王一方，父亲叫王新衡。王新衡早年被蒋介石派去西安，恰好赶上西安事变，晚年却跟张学良交情深厚，两人同在台北有名的“三张一王转转会”里定期聚餐。正是凭借这层难得的机缘，郭冠英开始尝试走进张学良的内心。 1988年，郭冠英做足了功课，调侃自己“花的心思比追女朋友还要多”，终于正式见到了张学良。他懂东北风土人情，懂抗日历史脉络，这份专业的素养和真诚打动了耄耋之年的张学良。老人家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愿意把肚子里的故事全掏出来。 后来，郭冠英还巧妙牵线，促成了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对张学良的深度口述访问。当时张学良89岁，唐德刚也年近花甲，两位老人家操着不同的口音，耳朵都不太灵光。四十出头的郭冠英就在旁边负责“串场”。他极其幽默地自黑，倘若唐德刚是大将军，自己就等同于很有学问的“小太监”。这种诙谐的背后，蕴含着他对记录历史的敬畏心。 关于西安事变到底因何爆发，学者们研究了半个世纪。但在1989年的一次拜访中，张学良亲口向郭冠英道出了底细：“西安事变就是逼出来的！” 这背后的细节极其惊心动魄。1936年12月，西安学生游行请愿要求抗日。张学良当面许诺学生，一星期内定给个满意的答复。当天晚上，他找蒋介石苦口婆心地劝谏，却被大骂是“两面人”。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心里很不痛快，可蒋介石紧接着撂下一句狠话：这些学生来了，我就用机关枪打。 这句话彻底把张学良气极了。他在心里愤怒地质问：“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53年后，他把这句压在心底的话告诉了郭冠英。也就是在两人大吵之后的第三天，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除了这些，张学良还在一场聚餐上谈到了红军的长征。郭冠英当时悄悄给张老别了个无线麦克风“偷拍”。老人家喝了点酒，情绪饱满地说，带兵的人心里都有数，换作他们的军队，吃不了长征那种苦，早就全跑光了。为什么红军能坚持下来？张老一语中的：“那就是因为他们真有他的主义、思想，他们是一致的。而我们，则不过是混吃饭罢了。” 这句话简直力透纸背，直接讲透了历史胜败的核心密码。 为了让纪录片《世纪行过》做到极致的扎实，1993年秋天，郭冠英一个人飞到北京，租借了台湾通用的摄影机，找了帮手。一行四人沿着张学良当年的足迹，走了一趟长达四十天、八千多公里的艰辛寻访之旅。 也就是在这次伟大的历史寻访中，沈醉这个名字才真正切切地出现在了这段真实的历史记录里。 遗憾始终伴随着历史。郭冠英最大的心愿，就是能陪张学良回一趟东北老家。他曾带着自己的一双儿女去见张老，让十来岁的孩子站在老人家身边，缓缓唱起《松花江上》。老人家静静地听完那句“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连连道好。 因为坚定的爱国心，郭冠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2009年，因为以笔名“范兰钦”发表痛批分裂势力的爱国文章，他遭到台湾媒体疯狂的围堵和舆论围剿。最终被撤职，丢了每个月一万美金的驻外工作，连辛苦大半辈子攒下的几百万台币退休金也险些化为乌有。 但他后悔了吗？丝毫没有。他依然会在天安门广场前放声高唱《歌唱祖国》，依然会独自乘坐北京的地铁去登长城、逛鼓楼。他用自己的人生，践行了对真实历史的捍卫和对国家的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