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霉素在二战堪比黄金，一直到42年底才进入量产。44年6月美军诺曼底登陆时也只准备了18公斤，相当于3000亿单位的青霉素。那会的细菌都没有耐药性，一两千个单位青霉素就可以救一个伤兵。（43年10月美军签订了首批青霉素生产合同）而在43年，因为供不应求，一支40万单位0.24克青霉素在黑市的价格是200美元。 1944年6月，美军为了诺曼底登陆这场决定欧洲战局的战役，几乎掏空了全美的制药家底，也只凑出了区区18公斤青霉素。 在青霉素普及之前，战场上的士兵要是受了伤，后续能不能活下来基本全靠命硬。大家熟知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1939年在河北抗日前线做手术时，仅仅是因为左手中指不小心被手术刀划破了一个小口子，最终就引发了败血症，不到一个月便英年早逝。 如果当时白求恩大夫手里哪怕只有极其微量的一点点青霉素，他都完全可以得救。 当时的消炎主力是磺胺类药物。这东西虽然管点用，却有着极大的毒副作用，剂量没掌握好就会引发严重的肾脏损伤。相比之下，青霉素的横空出世，对所有细菌感染构成了绝对的降维打击。打个最直观的比方，美军伤兵打一针青霉素，几天后就能重返阵地；同期的德军或日军要是受了同样的贯穿伤，往往面临的结局就是伤口化脓、高烧不退，最终被迫截肢甚至痛苦死去。这就是赤裸裸的生命差价，战争的胜负天平，往往就倾斜在这个不起眼的小药瓶里。 提起青霉素的研发，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仅仅停留在英国人弗莱明发现了它，美国人凭借强大的工业机器把它量产了。这背后隐藏着一段极其震撼却鲜为人知的中国往事。在那个烽火连天、大半个中国饱受日寇蹂躏的抗战岁月，一穷二白的中国，竟然也是世界上最先自主研发出青霉素的国家之一。 时间拨回1941年的大后方昆明。当时的中央防疫处处长汤飞凡，敏锐地察觉到了青霉素巨大的军事和医疗价值。他带着一帮顶尖的中国科学家，在滇池边的一片荒滩上，硬是搭起了一个极其简陋的实验室。 条件艰苦到什么地步？世界著名学者李约瑟来华考察时都感到不可思议。整个中央防疫处用来消毒和制造蒸馏水的核心设备，竟然只有一台每天都漏水的老旧锅炉。每天夜里，这台锅炉都有爆炸的危险。有一次半夜，汤飞凡听见锅炉发出尖锐的异响，连鞋都顾不上穿，光着脚从卧室窗户跳出去，拼死刨出炉膛里的炭火，才避免了一场灾难。他们用来透析提取的设备，甚至是一只泡在湖里的破木船。 提取青霉素，最难的一步就是寻找能够稳定产药的菌株。英美等国对这项技术实施了最严密的军事封锁。没有外援，汤飞凡就发动全处上下，去翻旧衣服、烂水果，满世界寻找“绿毛”。 经历了无数次分离失败后，奇迹极其戏剧性地降临了。在一次大扫除中，血清室一位技佐把床底下的一双旧皮鞋拿出来晾晒。汤飞凡路过时，一眼盯上了鞋面上的那层霉斑。经过化验提取，技术人员竟然从这双发霉的破皮鞋上，成功分离出了极其优秀的青霉菌株！在随后的对比实验中，这双旧皮鞋上提取的本土菌株，产药率甚至全面碾压了后来从国外带回来的洋菌株。 无独有偶，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一位名叫傅莱的国际主义战士同样在死磕青霉素。延安的冬天滴水成冰，而青霉菌需要在24摄氏度的恒温下才能存活。傅莱和助手们就在窑洞地下挖出管道，在室外生火，把整个窑洞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炕孵化器”。没有现代化的摇床设备，他们就用双手抱着玻璃发酵瓶日夜不停地人工振摇。就在这种近乎原始的土法上马中，延安也成功研制出了粗制青霉素，在缺医少药的敌后战场挽救了大量八路军战士的生命。 实验室里制出粗制品是一回事，要真正让全国老百姓都用上，必须实现工业化量产。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天真地把建立大型青霉素厂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援助计划”上。现实却狠狠打了一记耳光。美国人打着援助的幌子，背地里全盘算着控制中国医药命脉的生意经。他们不仅要求拥有建厂的绝对决策权，甚至傲慢地提出美方技术人员在中国有轻微违法行为可以免于逮捕。这场充满剥削性质的合作，最终只能一拍两散。 真正让中国人用上便宜抗生素的，还得是新中国。 1953年，在陈毅市长的亲自批示和全力支持下，制药专家童村带领着一批海外归来的学者，在上海破旧的汽车修理厂厂房里，建成了中国第一家国有制药企业，上海第三制药厂。 工业化量产的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发酵罐稍微沾染一点杂质，整整6吨的发酵液就会全部报废，几十万的成本瞬间打水漂。童村和技术人员们没日没夜地守在高温发酵罐旁，不到五十岁就熬白了头发。缺乏进口的昂贵乳糖作为发酵原料，中国科学家就经过上千次实验，成功用本土的白玉米粉完成了平替。 就在1953年5月，上海第三制药厂终于实现了青霉素的工业规模量产，彻底终结了中国依赖进口洋药的历史。到了1958年，有着“共和国医药长子”之称的华北制药厂正式投产，第一年青霉素产量就飙升到91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