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钱大钧追求欧阳藻丽，遭到她父亲反对。想不开的钱大钧走在街上，突然掏出手枪，对准太阳穴就要开枪，卫兵还没有反应过来，“砰”的一声，钱大均的子弹已经出膛了。 当时一掏出手枪，他身边那位久经沙场的副官早看生长官神色不对，一直暗中留意。就在钱大钧搂火的千钧一发之际，副官抬手就是狠狠一马鞭抽过去。子弹偏离了方向，飞到爪哇国去了。 一群惊出一身冷汗的官兵赶紧把他们的司令官拉下马来，死拉硬拽地拖回了司令部。 消息传到欧阳家，引发了剧烈的家庭地震。欧阳藻丽被感动得一塌糊涂，直接以死相逼，一直看不惯此事的二小姐欧阳生丽也挺身而出，甚至护送大小姐“私奔”。欧阳老爷子眼看这两人连命都不要了，生怕事情闹到无法收场的地步，只能无奈默许。 婚后的头几年，钱大钧在军中的职务节节高升，欧阳藻丽随夫南北迁移，把家庭、社交、人情世故打理得井井有条，成为了钱大钧背后最坚实的靠山。然而，连轴转的劳累和时刻紧绷的神经，最终击垮了她的身体。 1928年，欧阳藻丽因长期劳累确诊为慢性肺病，并发了严重的心力衰竭。在那个医疗水平极其有限的年代，医生直接给家属下了病危通知。病榻上的欧阳藻丽骨瘦如柴，自知大限将至。 欧阳藻丽深知丈夫的地位和财力，自己死后，钱大钧必定会续弦。一想到自己的一双儿女将来可能要面对一个刻薄狠毒的后妈，她的心就如同刀绞。思来想去，她做出了一个令现代人感到匪夷所思，肥水不流外人田，与其让别的女人进门，不如让自己的亲妹妹来接班。 她把目光投向了年仅17岁的亲妹妹欧阳生丽。欧阳二小姐年轻貌美，其实早就对这位英雄般的姐夫情有独钟。面对姐姐临终前的凄厉托付，欧阳生丽含泪点头答应。 钱大钧表面上还在同僚面前表达后半生独身之意，但面对年轻漂亮的小姨子和妻子的苦苦哀求，最终也顺水推舟地应承了下来。为了让妻子安心闭眼，1928年的秋天，一场极其隆重且充满荒诞色彩的婚礼在上海法租界钱公馆举行。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这场托孤式婚礼办完没几个月，欧阳藻丽不仅没有咽气，身体反而奇迹般地一天天好了起来！医生看着这医学奇迹目瞪口呆，钱家人集体震惊，而最感到五味杂陈的，恐怕就是欧阳藻丽本人了。 命是捡回来了，可睁开眼一看，自己的亲妹妹已经成了丈夫名正言顺的新妻，自己亲手把家庭的格局彻底打碎了。生活没有给她们重头再来的机会，现实的铁锁已经死死扣上。 1929年初，康复后的欧阳藻丽重新接管生活，此时欧阳生丽已经按军中礼节成为了“二房夫人”。一家三口，就这么在一个屋檐下开启了长达21年的尴尬“三人行”。 这期间，钱大钧可谓是名利双收。他在外面有个外号叫“钩大钱”，因为极度贪财，走到哪捞到哪，虽然因此被蒋介石查办过几次，但财富积累却极为惊人。家里的生活极度奢华，欧阳生丽连当时最时髦的别克跑车都有好几辆。 在家庭分工上，大夫人欧阳藻丽退居幕后，主要打理家族内部事务和长子的教养；年轻活泼的小夫人欧阳生丽则掌管对外的接待、交际。国民党内部对此议论纷纷，甚至有人在军校墙上贴打油诗嘲讽：“一夫两妻同枕共床，姐妹成双效仿鸳鸯。”钱大钧看后虽然恼羞成怒，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厚着脸皮继续带着两位夫人双双出席各种宴会。 这看似平静和睦的“三人行”，其实剥开了全是时代的悲哀与女性的隐忍。 社会权力结构强行制造了这种畸形的伦理现实，她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妥协，在华丽的公馆里消耗着彼此的青春与亲情。 时间转眼来到了1949年的春天，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身为国民党中将的钱大钧接到了紧急转移台湾的命令。 在这个历史的大转折点上，这对共侍一夫21年的姐妹花，终于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抉择。5月份，钱大钧带着欧阳生丽和孩子们登上了飞往台北松山机场的军方专机。而在随行人员的名单里，根本没有大夫人欧阳藻丽的名字。 她没有登机，也没有被带走，她选择了独自留下。 抵达台湾后的钱大钧，失去了往日的呼风唤雨。他先是挂着“总统府战略顾问”的闲职，后来转行去搞体育，把台湾的篮球、田径搞得有声有色，晚年还担任了中华航空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因为大陆的财产无法带走，他在台湾晚年的生活相对拮据，住在一个小木屋里长达30多年。最后四年，他因肝癌卧床不起，全靠欧阳生丽毫无怨言地日夜侍奉。1982年，90岁的钱大钧在台北病逝，他的墓碑上，仅仅刻着欧阳生丽一个人的名字。 而那位曾经惊艳了北平舞会、在生死关头把丈夫让给妹妹的欧阳藻丽呢？根据寥寥无几的家谱记载，她后来定居在烟雨蒙蒙的苏州。她剥下了昔日将门阔太太的华丽外衣，成为了一名自食其力的织布厂女工。晚年的她，在社会福利院里平静地度过，没有再婚，也再未与台湾的钱家有过任何书信往来。1950年，她在写给亲属的一封家信中，只留下了淡淡的一句：“彼此人生，至此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