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诺门罕草原上五万关东军的尸体，在零下四十度冻成铁砣，莫斯科城下却因此多出34个西伯利亚师。 这场仗，在日本陆军内部讳莫如深，却在苏联军事史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时间拨回到1938年。诺门罕并不是日苏之间的第一次正面交手。那一年夏天，在中朝俄三国交界处的张鼓峰，日本关东军悄悄派出宪兵，乔装成农民，跟着当地向导摸上了山头，想弄清楚苏军在那里的布防情况。苏方哨兵发现后当场将其击毙。 日本向苏联提出抗议，苏方拒绝答复，双方随即剑拔弩张。 7月30日，日苏两军在沙草峰、张鼓峰一带展开拉锯。日军第19师团倾巢而出，参战人员接近7000人，火炮37门。 苏联这边，到8月5日已经在前线集结了1.5万人、285辆坦克、237门火炮，外加250架飞机压阵。打了不到两周，日军第19师团步兵第75连队几乎打光，伤亡人数超过1400人，最终不得不低头求停火。8月11日双方签署停战协定，张鼓峰回到争议状态。 这一仗在日本军部内部的总结会上，结论却颇为荒唐。有人指出，此战日军全程没有动用一架飞机，与苏军的坦克、炮兵、空军配合相比，纯属以步兵硬碰机械化部队，输了不奇怪。 言下之意，日本若全力以赴，结果未必如此。这种自我安慰式的复盘，使整个关东军对苏联的轻视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张鼓峰本该是一记清醒剂，却被当成了自我开脱的借口，直接为一年后的诺门罕惨败铺了路。 1939年，关东军在诺门罕再度发动进攻。这一次，苏联方面直接从白俄罗斯军区调来一位名叫格奥尔基·朱可夫的副司令员，赴外蒙前线接掌指挥权。 朱可夫当时资历并不算顶尖，斯大林启用他，某种程度是一次带赌注性质的决策。朱可夫接令后，没有沿用传统阵地对峙的打法，而是把坦克、炮兵、航空兵整合成一套协同突击体系，集中力量打日军侧翼。日军第23师团依然抱着白刃冲锋那一套，面对立体火力几无还手之力。 整场战役打了135天，日军阵亡、重伤、失踪总数超过五万，核心作战力量几近覆灭。 战役结束后，超过70名苏联军人获授"苏联英雄"称号，朱可夫于1940年6月晋升大将，1941年2月出任红军总参谋长。 日本国内，政局在诺门罕停火前后骤然动荡。1939年8月，苏德两国秘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消息传到东京，对日本是当头一棒——德国是日本的防共轴心盟友，却在背地里和苏联握手言和。 首相平沼骐一郎在8月30日宣布内阁总辞职，临走时留下一句话，大意是欧洲局势奇妙复杂，难以应对。 随平沼骐一郎内阁一同下台的，还有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被免职转入预备役，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同样免职，第6军司令荻洲立兵中将、前线指挥第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悉数被撤职，小松原道太郎一年后病逝。 关东军的最高指挥层几乎被一锅端。 那些侥幸活着回来的第23师团士兵，没有等来任何英雄式的接待。因为打了败仗，这批人在日本军方内部受到长期的精神施压，军官中有人愧疚自尽，有人被调离现役转入预备役。 被苏军俘虏后遣返的官兵更是两头受气，军官被要求自裁，士兵接受三个月的政治审查，之后被编入满洲开拓团，发配到深山老林务农。 与此同时，日本军部内部的战略路线彻底改弦更张。"北进派"的声音从此销声匿迹，"南进派"主导的太平洋方向成为新的扩张目标。 1941年4月，日苏两国缔结中立条约，相互承认对方势力范围内的领土现状，双方此后在二战中维持表面和平，直至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正是这份中立条约，给了斯大林在1941年底最关键时刻一次大胆的军事调动机会。 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苏联兵力吃紧，斯大林下令将驻扎远东的34个西伯利亚步兵师紧急西调，总兵力逾50万人。这些部队常年在极寒条件下驻训，御寒装备和作战经验都与德军形成了明显的不对称优势。 而接手莫斯科防务的指挥官，正是两年前在诺门罕草原上历练出来的朱可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