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的伊朗人名叫梅赫兰·卡里米·纳塞里，他在1988年入境法国戴高乐机场时，声称自己证件被盗。没有护照没有签证，因为没有合法身份，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收留他。 英国海关把他遣返回法国，法国这边也没法让他入境——他是伊朗人，却因为早年的政治活动被剥夺了国籍，连伊朗都回不去。就这样，这个伊朗男人成了一个“无主之人”，被卡在了戴高乐机场1号航站楼的玻璃门里，一待就是18年。 刚开始，他只能蜷缩在航站楼的长椅上，用塑料布裹着自己当被子。机场洗手间是他的洗漱间，工作人员和旅客递来的面包、咖啡是他的三餐。有人给他送过旧衣服，有人陪他聊过天，还有人帮他整理过那些写满字的笔记本。 他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叫“阿尔弗雷德爵士”，好像这样就能在这个没有归属的地方，给自己找一点尊严。 他每天会把自己的“家当”——几个塑料袋、几本破书、一台旧收音机——整整齐齐地摆在长椅旁边，像个守着自己小王国的国王。 转机的意外，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他原本以为，只要拿到比利时的难民身份，就能去英国开始新生活，可证件一丢，所有的路都断了。 英国、法国、比利时的官员来回踢皮球，谁都不愿意接手这个“烫手山芋”。他成了国际法里的一个漏洞，一个没有国家愿意收留的“幽灵”。 后来，律师帮他争取到了法国的居留许可，条件是他必须住在比利时，可他偏要去英国，于是干脆赌气似的拒绝签字，继续留在机场。 这一留，就从1988年到了2006年，从43岁到了61岁。 在机场的日子里，他不是被动地等待，而是努力把这个临时的空间过成了生活。 他会在固定的时间去餐厅买一杯咖啡，和熟悉的店员打招呼；他会在候机厅的角落里看书、写日记，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叫《航站人》的自传；他甚至和机场的工作人员成了朋友，有人会给他带报纸，有人会帮他代收信件。 2004年，斯皮尔伯格把他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幸福终点站》，汤姆·汉克斯演的维克多，就是以他为原型。可他自己却从来没看过这部电影，有人问起，他只是淡淡地说：“那不是我的故事。” 2006年，他因为健康问题被送进医院，这才第一次真正走出了戴高乐机场。 出院后，他在巴黎的收容所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靠着电影版权费住进了机场附近的酒店。可他始终觉得，外面的世界太陌生，太让人不安。2022年，他又悄悄搬回了机场，回到了那个他待了半辈子的地方。 同年11月，他在2F航站楼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77岁。他的讣告，是机场管理局代发的，就像他的一生，始终和这个机场紧紧绑在一起。 有人说，梅赫兰是被官僚主义困住的人，是被时代抛弃的人。 可在我看来，他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对“归属”的渴望。他在机场的18年，不是一场被动的囚禁，而是一场主动的坚守——坚守着自己对英国的执念，坚守着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他用自己的方式，在一个没有根的地方，扎下了根。 如今，戴高乐机场的1号航站楼还在人来人往，没有人会再注意到那个曾经守着红色长椅的伊朗男人。 可他的故事，却像一个提醒：在这个流动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无主之人”，但只要我们还在坚守，还在寻找，就永远不会真正迷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