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反复讲过，中国人从晚清到现在，总有种思维定式：打仗前先算谁占理、谁先动手，怕背上“挑起战争”的黑锅。结果呢？往往让对手先占了便宜，自己吃大亏。凡损害我国利益的国家我们要学会主动出击。 这话听着扎心，可你翻开历史课本，一页一页血泪斑斑，全在给这句话做注脚。咱们骨子里是农耕文明，讲究“耕读传家”，凡事都想论个“理”字。可国际丛林里，很多时候“拳头”比“道理”更管用。人家都把你家院墙拆了，你还在琢磨“他为什么拆墙”、“我该不该还手”，等你琢磨明白，人家已经在屋里开派对了。 想想晚清那会儿。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人的军舰都开到广州外海了，道光皇帝和大臣们还在争论“剿抚之策”。林则徐虎门销烟，那是维护主权，天经地义。可朝廷里怕事的主和派声音不小，总觉得“启衅”的罪名担不起，幻想“羁縻”就能让洋人退兵。 结果呢？被动挨打，签下《南京条约》。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人处心积虑要打，在朝鲜不断挑衅。李鸿章为代表的决策层，却把希望寄托在俄国、英国等列强调停上，严令北洋水师“保船制敌”，不得先发制人。 丰岛海面，日舰不宣而战，偷袭我运兵船，咱们又失先机。一次次教训惨痛，根源就在这种“惧战”、“避战”、“后发制人”的被动思维里打转。总想站在道德高地上，等别人先动手，自己“被迫自卫”就显得理直气壮。可战争这玩意儿，等你拿到“理”的时候，往往已经丢掉了“势”，赔光了本钱。 时间拉到现代，这种思维惯性有没有改变？某种程度上，有。但幽灵还在。戴旭作为空军大校，研究军事几十年，他这番话不是鼓吹“好战”，而是痛感于我们在战略思维上有时依然“太要脸”、“太规矩”。别人玩的是“混合战争”，舆论战、法律战、经济制裁、代理人冲突，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步步紧逼，测试你的底线。 咱们如果还死守着“不开第一枪”的教条，处处等着别人把“战争行为”明明白白写在脸上，那就太被动了。等别人把“第一枪”换成“第一波”网络攻击、“第一次”金融掠夺、“第一轮”舆论抹黑时，我们可能已经陷入战略被动。 “主动出击”四个字，容易被误读。它不是叫我们动不动就掀桌子、扔导弹。戴旭的本意，是要彻底扭转那种“被动接招、后发制人”的惯性，转向“积极防御、敢于亮剑、善于塑造态势”的主动思维。核心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掌握战略主动权。 比如，在对手可能侵犯我核心利益的方向上，提前进行战略预置和力量展示，让其知难而退；在舆论和法理战场上，主动设置议题，揭露对手恶行，而不是等别人泼完脏水再费力澄清；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对恶意制裁和“卡脖子”行为，要有对等甚至超量反制的决心和工具箱。 看看这几年的变化，其实能感受到这种思维的转变。在南海，我们不再是口头抗议，而是踏踏实实“种岛”，建设不沉的航母，把战略前沿向前推进。面对某些国家在涉疆、涉港问题上颠倒黑白的指控，我们不再仅仅“表示遗憾”，而是组织发布会，邀请各国记者、外交官亲眼去看，用事实打脸。 面对高科技封锁，我们不再只是呼吁“合作”，而是列出清单，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这就是“主动出击”思维的体现——不再纠结于“谁先骂我”，而是专注于“我要达到什么目标，以及如何有效地达到它”。 有人担心，这样会不会显得“咄咄逼人”，破坏“和平发展”的形象？这里有个根本的认知问题：和平是求来的，还是打出来的？历史证明，能战的和平才真和平，敢战的底气才有尊严。 一味退让求来的“和平”，往往只是下一场侵略的战前间歇。北宋岁币买不来和平，晚清割地也换不来安宁。今天的国际社会，本质上仍尊重实力。你只有让对手清楚地认识到，损害你的核心利益必将付出承受不起的代价，和平才有可能。 当然，主动不等于冒进，出击要看准时机、用好力道。这需要极高的战略智慧、精准的情报判断和坚定的国家意志。它要求我们的军队时刻准备着，我们的外交官更加灵活，我们的经济体系更有韧性，我们全社会对复杂斗争有更清醒的认知。这不再仅仅是军人的事，而是关乎每个领域、每个国民的事。 戴旭的话像一记警钟。钟声不是让我们回忆屈辱，而是提醒我们告别那种纠结于“谁开第一枪”的被动心态。 在捍卫国家核心利益这条底线上，我们需要的是“勿谓言之不预也”的清晰警告，是“寇可往，我亦可往”的战略魄力，是在对方刚抬起脚想踩红线时，就让他看到我们手中已经拉开的弓。这个世界，终究尊重的是意志和力量结合得最好的那一个。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