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秋天，中国足球队在北京亚运会上不敌泰国队，爆出大冷门，舆论一片哗然，高丰文也在巨大的压力和郁闷中辞去了国家队主教练的职务。不久后，广州《足球》报开始连载高丰文的回忆录《我这4年》。彼时，李华筠正在大连某区的海茂农民足球队担任教练，偶然间看到了回忆录的部分内容，心中颇有不满。 他认为，中国队因两次“黑色的三分钟”无缘世界杯外围赛出线，高丰文却将责任全部推到“误用董礼强”身上，这实在有失公允。作为球队主教练，本应主动承担责任，而非如此狭隘地推卸过错。更何况，董礼强的失误出现在中场位置，当时球队的多名后卫，也难辞其咎。 此外，《我这4年》还将高丰文与年维泗的矛盾公之于众，一生致力于中国足球的年维泗，最终在郁郁寡欢中调任中国棋院党委书记，二人相见时，更是陷入了无话可说的尴尬境地。在李华筠看来，高丰文作为晚辈和学生，在担任国家队主教练期间，对年维泗一口一个“年指导”“老佛爷”，恭敬有加，如今却反目成仇，其心胸，远不如他在回忆录中写的那般坦荡。 有感于此，李华筠写了一封信寄给《足球》报编辑部，希望报社今后少刊登这类引发争议的文章。《足球》报总编严俊君曾跟随高丰文采访过1983年墨西哥世青赛，二人私交甚好，于是便将这封信转给了高丰文。彼时的高丰文赋闲在家，看完信后，立刻给李华筠回了一封长信，原文略有删节如下： 李华筠，你好！ 你大概会好奇是谁给你写的信，毕竟我们已经许久没有联系了。今日得空，写下这封信，也算对过去的种种做个交代。 人年纪大了，就总喜欢回忆过去，尤其是那些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那些朝夕相处的战友，这些珍贵的回忆，永远都不会从我的脑海中抹去，更何况我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对于你，一起征战赛场的岁月历历在目，看着你一路走来的起起落落，心中满是感慨和惋惜。但过去的终究已经过去，历史可以被记录，却无法重来。我曾多次打听你的地址，得到的却都是模糊的答复，只知道你去了农民队当教练，具体情况却无人知晓。今年元月昆明会议时，我又向旁人打听，依旧没有你的消息，直到今天，才终于得知你的地址，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写下这封信，想对一些事情跟你做些说明。 你应该看到了，《我这4年》中专门有写你的章节，你和古广明、吴群立等人，都是球迷一直关注的球员，作为主教练，我必须对大家有个交代。写作的过程中，有很多难处，既想做到详尽真实，又要尽量避开一些细节，因为背后牵扯到太多人和事。但如果写得太过笼统乏味，又像是在糊弄球迷，这也不是我的性格。 诸多矛盾交织，文章见报后，难免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再加上见报前因通讯不便，没能和报社做好最后的核稿，难免有疏漏。但我可以保证，文章的核心内容是符合事实的，这是我写作的基本准则。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当年在泰国曼谷机场的那次长谈，内容被报社删掉了，那才是我们师徒情谊的真实写照，而有些本该删掉的内容，却被保留了下来。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只能等后续出书时，再做修正了。真心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也希望我们之间的情谊，能一直保留下去。 我的住址没变，依旧在老地方，期待有机会能在家中招待你们！ …… 与你并肩作战过的老友 高丰文 1991年9月8日 看完这封信，李华筠只是静静地将它放进了抽屉。他实在不愿再回忆那些早已烟消云散的过往，因为那些回忆，带不来前行的力量，带不来奋斗的激情，只能让他陷入深深的伤感。也正因如此，后来高丰文几次来大连办事，顺道想要和他见面，李华筠都婉言拒绝了。他想不出和这位昔日恩师还有什么可聊的话题，对足球，他早已心灰意冷，甚至感到厌倦。——1993年12月《足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