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日伪军一师长派人给粟裕送了一包烟。粟裕不解，以为是敌人送礼，便饶有兴致地打开烟盒。谁知里面有张纸，看了内容后，粟裕冷汗直冒，立马下令：“全军集合！” 1942年，抗日战争正打得激烈，苏中地区是新四军的重要抗日根据地，粟裕担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负责这里的抗日作战，每天都在琢磨怎么打击日伪军，保护根据地的军民。 当时日伪军经常对苏中根据地进行“清剿”，形势很紧张，新四军的每一步行动都要格外谨慎，保密工作更是重中之重。 这年11月上旬，粟裕在滨海小镇南坎主持召开新四军苏中军区干部会议，参会的都是军区的核心骨干，像叶飞、王必成、陶勇这些旅长，还有苏中区副书记陈丕显等人，会议的议题是研究怎么应对日军的“清乡”扫荡，每一项内容都关乎整个苏中根据地的安危。 为了保密，会议采取了严格的措施，部队层层设防，设立了固定哨和流动哨，不让无关人员靠近，参会人员的行动也都严格管控，按说不该走漏消息。 会议结束后，参会干部陆续返程，粟裕正准备梳理会议部署，身边的警卫员递过来一包老刀牌香烟，说是一个日伪军师长派人送来的。 粟裕一开始挺不解，他和日伪军的师长没任何交情，怎么会突然送礼？心里犯嘀咕，但也饶有兴致地打开烟盒，想看看敌人到底耍什么花样。 结果烟盒里除了香烟，还藏着一张折叠的纸条，他赶紧抽出来展开，刚看了几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越看越紧张，额头上冒出了冷汗，看完后立马转身对身边的参谋下令：“全军集合！” 送烟的不是别人，是日伪绥靖第七师的中将师长施亚夫，但他并不是真的汉奸，而是受组织派遣，潜伏在日伪内部的卧底。 施亚夫早就加入了组织，有丰富的潜伏经验，他靠着和日伪高层的旧交，成功打入敌人内部，当上了伪师长，能参加日伪的高级作战会议，接触到核心情报。 这次日军驻南通的司令官小林信男，召集日伪高层开会，部署围剿新四军的计划，施亚夫在会上听到，日军竟然已经掌握了南坎会议的地点、参会人员名单，甚至连参会干部返程的路线都摸得一清二楚，还在沿途布置了5个日军大队和伪军部队，准备截击，想把新四军的核心骨干一网打尽。 施亚夫当时就意识到情况危急，他还故意假装质疑情报的真实性，和小林信男争执，确认了日军之所以能掌握这么多机密，是因为新四军内部有他们安插的内奸。 他知道，要是不赶紧把情报送出去，新四军的干部们就会落入敌人的陷阱，后果不堪设想。 但日伪看管很严，直接送信容易暴露，他就想到用香烟藏情报的办法，把写有紧急情报的纸条塞进烟盒，交给自己信任的副将，反复叮嘱一定要安全送到粟裕手上。 粟裕看完纸条，心里清楚，这不是虚张声势，是十万火急的险情。其实他早就有些怀疑内部有问题，早在当年9月中秋节，他率领师部到二窎镇，还没站稳脚跟就遭到日伪军包抄，当时就觉得可能是消息泄露了，只是没找到证据。 这次看到情报，确认了内奸的存在，而且敌人已经布好了埋伏，参会干部正在返程的路上，随时可能遭遇袭击，所以才会冷汗直冒，当机立断下令全军集合。 除了集合部队，粟裕还立刻下达了两道命令，一是派十几名骑兵，火速追赶已经返程的干部，让他们改变路线，不要按原路返回；二是通知各部电台立即停止工作，进入静默状态，防止内奸继续通过电台给日军传递消息。 安排完这些，他又让锄奸部长周林带人，用技术手段监控部队的电台，排查内奸。 很快，排查就有了结果，发现有一部电台，只要新四军指挥部转移，就会发出奇怪的信号，虽然不知道具体内容，但能确定是在向日军传递情报。 经过审讯，这部电台的报务员承认，一年前他外出买药时，经不起日军女特务的色诱，当了日军的卧底，一直给敌人传递新四军的情报。最终，这个出卖组织的内奸被依法枪毙。 日军的伏击计划落空后，小林信男开始怀疑日伪内部有人通风报信，很快就查到了施亚夫头上，把他逮捕审讯了三个月。 但施亚夫十分镇定，知道敌人没有证据，始终不承认，日军没办法，只能把他释放。 为了让敌人放心，施亚夫还把妻子从乡下接到敌占区，忍受着乡亲们的误解，被人骂成汉奸，甚至有人往他家门上扔污物，他都默默忍受，只为继续潜伏，为新四军提供情报。 后来日军虽然撤销了他的师长职务，降为参谋长，但他依然能接触到情报，还在伪军中秘密发展组织，争取下级军官。 1944年1月，在新四军的安排下，施亚夫率领部队起义，回到了新四军的队伍，乡亲们这才知道，自己之前误会了他，纷纷上门道歉。施亚夫的潜伏和这次情报传递，避免了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为抗日事业立了大功。 后来，施亚夫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中，都作出了贡献，2010年在南京逝世，享年96岁。这件事也能看出，当年的抗日战争有多艰难，不仅要和正面的敌人作战，还要防备内部的内奸，而像施亚夫这样忍辱负重的卧底，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抗日事业，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