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当时一名囚犯被拖拽着前往刑场，这名囚犯跟普通的囚犯大不相同，以往的囚犯脸上都是充满恐惧和害怕的，毕竟自己马上就要被处刑了。但是在这名囚犯，却出奇的冷静，不仅如此这名囚犯还经常望着远处，像是在等待什么似的。在到达刑场之前，一位工作人员乘着快马怒喊着：“毛主席来的信!” 事情的导火索，是一个叫刘茜的女学生。 那时候延安是革命圣地，无数爱国青年像潮水一样涌向这里，刘茜就是其中一朵浪花。她年轻、漂亮、有文化，满脑子都是抗日救国的理想。这一男一女，一个是战功赫赫的年轻将领，一个是青春洋溢的进步女青年，在一块儿谈个恋爱，本来是件挺美好的事儿。 刚开始，两人确实好过一段。黄克功送笔记本，刘茜回赠钢笔，那时候的爱情单纯得很。 可日子一长，问题就出来了。黄克功这人，打仗是把好手，可骨子里那股封建军阀的习气没洗干净。他觉得自己是功臣，地位高，刘茜既然跟了他，就得百依百顺，就得赶紧结婚生娃。 刘茜呢？人家是接受过新思想教育的女性，追求的是自由平等，也是为了抗日才来的延安，哪能刚来就变成谁的附庸？再加上两人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那是天差地别，这矛盾也就越来越大。 刘茜提了分手。这对咱们现代人来说，太正常不过了，合不来就散嘛。 但在黄克功眼里，这成了奇耻大辱。他想不通：老子提着脑袋干革命，大小也是个首长，难道还配不上你一个黄毛丫头？ 这种心态，说白了就是居功自傲。他潜意识里觉得，自己流过血，就该享受特权，别人就该顺着他。这种思想一旦在脑子里扎了根，离出事就不远了。 1937年10月5日那个晚上，延河边的风挺冷。 黄克功约刘茜出来谈最后一次。与其说是谈，不如说是逼婚。即使在最后时刻，他依然觉得只要自己强势一点，掏出枪吓唬一下，这姑娘就会回心转意。 可惜，他看错了刘茜，也看轻了那一代青年的骨气。 当刘茜再次拒绝他的时候，黄克功失控了。那是他惯用的那把勃朗宁手枪，以前是对准敌人的，这一刻，却对准了自己的革命同志。 “砰”的一声枪响，打破了延河的宁静。 年仅16岁的刘茜，倒在了血泊里。 杀了人之后的黄克功做了什么？他并没有第一时间自首，而是试图掩盖。他擦干了枪，回去睡觉，甚至第二天还若无其事地参加工作。直到尸体被发现，由于线索太明显，他才不得不承认。 这事儿一出，整个延安炸锅了。 咱们现在看这案子，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但在当时，这事儿争议大得很，甚至可以说是把延安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惜才派”。 很多老红军、老战友都去求情。理由听着也挺硬：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抗日战争刚爆发不久，正是缺将领的时候。黄克功这么能打，让他死在刑场上太可惜了，不如让他戴罪立功，去战场上死在鬼子的枪下，也算死得其所。 连黄克功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他在狱中写信，只要让他上战场，让他当个大头兵冲锋陷阵都行。他觉得自己罪不至死，毕竟有那么多军功垫底呢。 另一派是“严惩派”。 主要是抗大、陕北公学的学生们，还有广大老百姓。他们的愤怒那是压都压不住：“共产党不是讲平等吗？当官的杀了人如果不偿命，那跟国民党有什么区别？跟旧军阀有什么两样？” 这股压力，直接顶到了负责审判的审判长雷经天，甚至顶到了毛主席那里。 这期间，毛主席的内心也是极度煎熬的。在做决定那晚，毛主席屋里的灯亮了整整一夜，烟抽了一根又一根。 时间来到了公审大会那天，黄克功站在那里，虽然脸上没以前那么狂了，但眼神里还透着一股子“希望”。 当那匹快马飞驰而来，当送信人高喊“毛主席来的信”时，黄克功的眼睛亮了。 雷经天接过信，当众宣读。 没有特赦，没有免死金牌，更没有戴罪立功。 这封信一念完，黄克功眼里的光灭了。 这一刻，那种心理落差是巨大的，但也正是这一刻，让他彻底服气了。 他在临刑前高举手臂，喊出了最后一句话：“同志们，以后大家千万别学我黄克功，要引以为戒！” 随后，枪声响起。黄克功倒下了。 黄克功的死，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甚至连国民党那边都惊呆了。 咱们对比一下。当时国民党有个将领叫张灵甫，也因为家庭琐事杀了妻子。结果呢？坐了几年牢，后面因为抗战需要，就被放出来继续带兵打仗，官运亨通。 在那个年代的旧军队里，军官杀个把人，甚至杀老百姓，往往都能通过关系网摆平。哪怕是蒋介石，在处理亲信犯罪时，也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讲究个“情面”。 但共产党这边，这一枪，把“情面”给打碎了。 毛主席这封信，其实就是给全党全军立了个规矩：功劳是功劳，罪过是罪过。功劳再大，大不过法；资历再老，老不过理。 这一枪，打掉了一个变质的功臣，却赢回了千千万万的人心。当时的百姓们看到这一幕，心里头那个亮堂啊：这才是真正为老百姓做主的队伍！这才是咱们能依靠的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