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已不再代表世界”，并且是“无效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直言安理会“已不再代表世界”且“无效”，这一断言如平地惊雷，撕开了冷战结束三十年来国际秩序的隐秘伤痕。 从乌克兰危机到巴以冲突，五常四次动用否决权，193个成员国的诉求被五张票卡住，这个诞生于二战废墟、本应通过“大国一致”维护和平的机制，正沦为大国博弈的擂台。 权力结构的滞后性是安理会困境的根源，冷战结束三十年，全球权力版图已发生剧变：新兴经济体贡献了超60%的全球经济增量，非洲54国、拉美33国却仍在安理会无常任席位。 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动用147次否决权，美国在巴以问题上93次否决，美俄博弈与西方阵营的抱团行为，使中小国家诉求沦为大国交易的筹码。 叙利亚内战十年未决、加沙人道危机持续蔓延，安理会多次因否决陷入瘫痪，暴露出“大国一致”原则在非传统安全挑战面前的无力。 安理会权威正面临“拆解”危机，美国绕开安理会组建“加沙和平委员会”，以10亿美元换席位的“富人俱乐部”模式，暴露其对多边机制的功利态度，北约强化对俄威慑，太空军备竞赛、AI武器化等新兴领域安全挑战因规则缺失而加剧失控风险。 古特雷斯警示的“旧秩序崩塌、新秩序未立”，正是这种撕裂的写照。 改革呼声与阻力并存，联大通过“否决倡议案”，要求五常动用否决权后十日内召开联大辩论，试图以政治成本倒逼克制，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三大倡议，主张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非洲联盟要求至少两个常任席位，印度、巴西等“四国集团”持续争常。 但改革面临制度性障碍：修改宪章需五常一致同意，既得利益者难割肉，发展中国家内部亦存矛盾，如印度与巴基斯坦、日本与韩国的历史心结。 安理会的“低效”恰是国际政治的残酷镜像，当大国利益分歧时，强推决议只会引发对抗，而安理会的“物理对话空间”仍具价值。 即便在最紧张时刻，美俄代表仍共处马蹄形桌旁，未经表决的草案在磋商中传递外交信号，这种“压力锅”机制虽不完美，却防止了冲突的彻底爆炸。 站在秩序重构的十字路口，国际社会需清醒：安理会改革非“推倒重来”，而是“规则重写”，需限制否决权在种族灭绝、人道危机中的滥用，扩大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提升全球南方话语权。 同时，需构建平行合作框架，东盟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倡议、金砖机制扩员，正以实际合作减少对单一体系的依赖。 安理会的“失效”本质是权力结构与时代需求的错位，改革需超越零和博弈，构建基于共同安全的多边机制。 应推动安理会与联大、经社理事会协同，形成“安全-发展-治理”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在AI、太空等新兴领域，需建立国际规则防止“卡脖子”手段公开化，更需摒弃“西方标准”霸权，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选择。 唯有如此，安理会才能从“大国擂台”回归“和平守门人”角色，国际秩序才能从“拆旧房”走向“建新厦”，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在夹缝中寻找新靠山，真正实现从“规则重写”到“秩序重构”的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