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一条破船救下七千多红军；他隐姓埋名17年靠打零工糊口；他让开国元帅牵挂半生。他就是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标志性人物——帅仕高。 1935年5月的大渡河，水急得跟野马似的，浪头拍在峭壁上，声音吓人。蒋介石的部队在后面撵，前面是河，对岸还有守军，红军真是到了背水一战的地步。那会儿帅仕高还是个二十出头的船工，身子精瘦，皮肤晒得黝黑，整天跟这条脾气暴躁的河打交道。红军先头部队找到他时，他正蹲在河边补他那条老木船，船板都朽了，漏水。 “老乡，帮帮忙，渡我们过河。”红军战士说得急。帅仕高抬头看看这群人，衣服破破烂烂，可眼神亮得吓人。他没多问，啐掉嘴里的草梗：“这水太凶，我这破船一次顶多装十来个人。”可眼下，能找到的船就这几条。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十七勇士强渡安顺场，可大部队呢？七千多人卡在河边，晚一天都可能全军覆没。 帅仕高和另外几个船工，成了关键。他们不光摇自己的船，还带着红军连夜去找被敌人藏起来或沉掉的船，一共搞到七条。三天三夜，他们没合眼，一趟一趟在河面上来回。炮火在头顶飞，子弹打在水里噗噗响。船被子弹打穿窟窿，他们就边堵漏边划。帅仕高后来跟人念叨：“那时候不知道怕，就想着一船一船的人，都是活生生的命，得送过去。”就靠这几条破船，七千多红军硬是在敌人合围前渡了过去。这哪是渡河，这是在抢历史的通道。 可历史有时候挺健忘的。渡河之后，红军继续长征，帅仕高又变回了那个普通船工。他没想到，自己很快就被当地的“还乡团”盯上了，作为“通匪”的要犯，家被抄了，只能跑。这一跑，就是隐姓埋名的十七年。他不敢回家，不敢说自己做过什么，化名“王兴贵”，在附近的县里流浪，给人当挑夫、修路、打石头，什么苦活脏活都干，就为了一口饭。最困难的时候，他睡过山洞，讨过饭。那段辉煌的过往，成了他必须死死咽下去的秘密——说了，可能就没命了。 直到1952年，彭德怀元帅还惦记着这事儿。强渡大渡河太关键了，他一直想找到当年那些船工。地方政府接到指示，费了老大劲，才在汉源县一个工地上找到正在打石头、已经苍老得认不出的帅仕高。工作人员问他：“你是当年帮红军渡河的船工吗？”这个满脸皱纹的汉子愣了半天，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只反复说：“是我，是我……我叫帅仕高。”整整十七年，他终于能用自己的真名了。 故事讲到这儿，心里头有点发酸。你说帅仕高图个啥？当年冒死摆渡，没要金银财宝；后来吃苦受罪，也没找组织伸手。他好像就觉得自己做了件该做的事，做完就该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去。可他的生活，却因为这件“该做的事”而支离破碎。我们歌颂“人民的伟力”，帅仕高就是那伟力中的一个具体的人。但伟力散去后，具体的人却要独自承受命运的碾轧。 这让我想起我老家村里也有个类似的老兵，打过仗，负过伤，回来后就默默种地，从不提当年。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人来统计抗战老兵，他才从箱底翻出已经霉变的证明。他们那代人，好像有一种奇怪的“羞耻心”，觉得索求回报是丢人的，哪怕那是他们应得的。帅仕高被找到后，生活有了照顾，还当了县政协委员。这算是个温暖的结局，可那失踪的十七年光阴，那些担惊受怕、风餐露宿的日子，又该怎么算呢？ 历史总是这样，记住了一场战役的指挥者，记住了冲锋在前的勇士，却常常模糊了那些托起胜利基座的、无数个“帅仕高”。没有他那条破船，没有他们这些熟悉水性的船工，大渡河可能真的就成了红军的绝地。他们的贡献是决定性的，可他们的命运，却轻得像河面上的一层雾，太阳一出来就散了。 更值得琢磨的是帅仕高后来的态度。他没有怨恨，觉得找到他就是“天大的恩情”。这种纯粹，让人感动，也让人有点不是滋味。我们是不是过于习惯了英雄们的“无怨无悔”，以至于忘记了去追问：我们的社会，是否为他们提供了足够坚实的保障网络，让他们不必在奉献之后，还要独自面对风雨？ 帅仕高的故事，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那个年代人民与军队血肉相连的情谊，也照出了战争洪流中个体命运的脆弱与坚韧。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英雄史诗，不止书写在纪念馆的墙壁上，也镌刻在那些归于沉默的平凡人生里。当我们说起“强渡大渡河”这五个字时，不该只想到惊涛骇浪和冲锋号角，也该想起那双在暗夜里奋力摇橹的、长满老茧的手，以及他之后十七年，在陌生土地上扛起石头的、沉默的脊梁。 记住帅仕高，不仅是记住一段恩情，更是记住一种分量——历史的天平上，每一个看似微小的奉献，都拥有扭转乾坤的重量。只是，我们该如何让这份重量，在和平岁月里，也能稳稳地托住奉献者自己的人生？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