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春，在昆明开往红河州的火车上，云南省公安厅下放干部曹显政刚刚抽完一支烟

1967年春，在昆明开往红河州的火车上，云南省公安厅下放干部曹显政刚刚抽完一支烟，随手摸了摸上衣口袋，发现刚发的工资不见了。   1967年春天，一辆从昆明开往红河的绿皮火车上，曹显政刚在车厢连接处抽完烟，习惯性地摸了摸上衣内兜，心里“咯噔”一下——那个从不离身的信封，不见了。     那里面可不是废纸，是整整三十六块五毛钱，是他一家五口人这个月全部的活命钱。   周围的旅客好像都察觉到了什么，一道道目光投向这个穿得挺寒酸的下放干部，像是等着看热闹：看这个以前破案很厉害的警察，自己丢了钱，要怎么在火车上把这“自家案子”给破了。     可接下来他不但找回了钱，还做了一个让大家惊掉下巴的举动——他又把钱推出去了。     火车刚过宜良站，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转个身都难。     刚才曹显政在车厢连接处抽烟时，一个抱着孩子的农村妇女从他身边挤了过去。   孩子哭得特别厉害，小脸通红，一看就是烧得不轻，曹显政当时心里有事没多想，回到座位一摸口袋，那个鼓鼓的牛皮纸信封已经没了。   这钱来得不容易，是他在红河农场挑粪、挖沟干了一个月才挣来的血汗钱。     是昆明老母亲等着买药救命的钱，也是老婆孩子等着吃饭的钱，曹显政没喊没叫，也没找乘警。     他闭上眼睛，把刚才那几分钟像放电影似的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那个妇女抱孩子的姿势特别别扭，不像是在哄孩子，倒像是在故意遮着手的动作。     他猛地站起来，目光扫过人群，直接走向三号车厢，果然，那个穿着褪色蓝布褂子的女人正缩在角落，头埋得低低的，双手紧紧护着一个破布包。    曹显政不动声色地在她对面坐下，没提丢钱的事，反而语气平和地跟她拉起了家常。    他低声说，自己也是在农场干苦力的，家里穷得叮当响，老母亲病着，全家就指望着这点工资买药、买米。     他一边说，一边用余光注意着女人的手，那双手开始抖得厉害，冷汗从她额头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当曹显政准确说出信封的颜色，甚至连里面“三十张一块的、六张五毛的，还有一枚五分硬币”都一点不差地报出来时，女人彻底崩溃了。     她哆哆嗦嗦地从布包最底下掏出那个已经被捏得皱巴巴的信封，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她带着哭腔说，自己男人在矿上出了事，家里早就没米下锅了，孩子高烧三天没钱看，实在没办法才动了偷的心思。     她把信封推到曹显政面前，眼神绝望，像是等着被抓，按以前在公安厅办案的规矩，人赃并获，肯定要送派出所。   但曹显政看着她那双裂着口子、沾满污垢的手，又看了看她怀里那个奄奄一息的孩子，心里那杆秤，歪了。     他拿起信封，拆开看了一眼，钱一分不少，但他没把钱收回来，而是重新封好，缓缓推回那个女人面前。   曹显政不但把钱推了回去，还从自己布包里掏出两个本来当干粮的硬窝头，和一小包在那个年代特别珍贵的红糖。    他压低声音对她说：这钱赶紧拿去给孩子看病，红糖给孩子补补，那位大姐一下子愣住了，她大概从来没想到过——偷了人家的钱，不但没被抓，人家反而还塞给她钱和吃的。     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眼泪却哗啦啦流得更凶了，曹显政摆摆手，示意她赶紧把钱和东西收好，别露出来惹麻烦。     那时候东西缺得很，两个窝窝头能救命，红糖更是稀罕物，大姐紧紧抱着那包东西，朝曹显政连鞠了好几个躬。   曹显政转过身，背对着她，眼睛望向车厢连接处那扇晃来晃去的门，他摸了摸口袋，这回是真的一分都不剩了。   火车快进站时，那位大姐抱着孩子急忙下了车，临走前，她回头深深望了老曹一眼，眼神里不再是害怕和绝望，而是有了一点点活下去的光。     曹显政安静地坐在座位上，一直到火车到站，他背起那个破旧的背篓，一个人走出车站，站外是坑坑洼洼的泥路，他身上没钱坐车，只能靠两条腿走几十里路去农场。     等到终于摸回农场宿舍，他整个人累得瘫在床上动都动不了，同屋的工友问他钱，他只是苦笑着轻轻说：路上碰到个比我更难的。   之后的三十天，曹显政每天只能喝一顿稀得见影的糊糊填肚子，胃里常常饿得发疼，但他咬紧牙，没跟昆明等着钱治病的老母亲吐露半个字，也没跟在地里干活的媳妇提一句。   他写信回家，骗他们说钱已经存好了，只是这个月太忙，下个月再一块寄回去，为了补上这笔钱，他每天起早贪黑，挑着几百斤的担子走山路。   后来实在撑不住，他找工友借了五块钱，就这么点钱，他省吃俭用分了三个月才还清，这事后来不知怎么就在农场传开了。   可老曹每次只是那句话：“办案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毁人。”     那36块5，在别人眼里就是个数字，但在曹显政手里，它变成了一束光，照进了黑夜，在那个不容易的年代，他用一个看似不合常理的举动，悄悄护住了一个人对善良最后的相信。    主要信源：（央视网——《天网》 20141006 “盾神”传奇（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