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已是晚年的钱学森整天躺着，不爱说话，也不理人，家人以为他得了老年痴呆，谁知当医生问他100减7等于多少？钱学森怒斥他，你知道你在问谁吗？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2011年的北京，钱学森的卧室里静悄悄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斜照进来，落在他常年躺着的病床上。 年过九旬的钱学森多数时候都闭着眼睛，家人轮流守在床边，轻声跟他说话。 讲院子里的花草又开了，讲最新的科技新闻，可他大多时候只是沉默，偶尔眼皮动一下，也看不出是听到了还是只是本能反应。 照顾他的阿姨说，钱老以前最讲究细节，剪报要按主题装进牛皮纸袋，每份都标得清清楚楚，一辈子攒了 629 袋、24500 多份，连儿子钱永刚帮忙贴的剪报，稍微歪一点他都不满意。 可现在，他眼神常常望着天花板，空洞得像失去了焦点。 蒋英女士坐在床边拉着他的手，指尖划过他布满老年斑的手背，轻声哼着他年轻时喜欢的古典音乐，那是他们曾经在院子里散步时，大音箱里常放的旋律，可如今这熟悉的曲调，也没能唤回他太多回应。 那些日子，家里的气氛总是沉甸甸的，每个人说话都放轻了声音，生怕惊扰到他。 钱永刚记得父亲年轻时的模样，写书信时每个字都端正得像印刷出来的，连行距都分毫不差。 在美国时就养成的剪报习惯，回国后几十年从未间断，哪怕年过九旬体力不支，也坚持让别人代劳，还要亲自检查是否规范。 可现在，这位曾经思维敏捷、严谨到极致的科学家，却连最简单的应答都变得奢侈，那天上午，医生按时来查房，给钱学森做了常规检查后，想测试一下他的认知能力。 病房里的人看着医生俯下身，用温和的语气问道：“钱老，您能算一下，100 减 7 等于多少吗？” 话音刚落，病房里静得能听到墙上挂钟的滴答声。所有人都以为钱学森会像往常一样沉默，或者茫然地摇摇头。 可几秒钟后，他突然睁开了眼睛，那双原本显得浑浊的眼睛里瞬间闪过一丝锐利的光，像是蒙尘的宝石突然被擦拭干净。 他没有立刻回答那个算术题，而是微微侧过头，目光直直地看向医生，声音虽然有些沙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一字一句地怒斥道：“你知道你在问谁吗？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蒋英女士的眼睛瞬间红了，她紧紧握住钱学森的手，泪水顺着脸颊滑落。钱永刚也站起身，喉咙发紧。 他太久没听到父亲用这样坚定有力的语气说话了，那语气里带着一种刻在骨子里的骄傲，一种属于科学家的风骨。 没人会忘记，这位老人年轻时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面对美国学生的挑衅，掷地有声地说出 “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最终用满分试卷让所有人刮目相看。 没人会忘记，他放弃美国优渥的生活，历经五年艰辛才回到祖国，说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那些被家人误以为是痴呆的沉默时光里，他或许只是体力不支，或许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他的大脑里装着的不是简单的算术题，而是可压缩流体的流动方程，是薄壳结构的非线性屈曲理论，是航天系统工程的组织管理，是国家发展的宏观构想。 晚年的他即便卧床不起，心里牵挂的依然是西部的治沙事业，是系统科学体系的完善，那些曾经让他魂牵梦萦的科学问题，或许从未真正离开过他的思绪。 医生愣过之后，连忙向钱学森道歉，语气里满是敬佩，蒋英女士轻轻拍着钱学森的手，哽咽着说：“对，你是钱学森，是我们的大科学家。” 钱学森似乎是耗尽了力气，说完那句话后又闭上了眼睛，但这一次，他的眉头舒展开来，嘴角似乎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 从那以后，家人不再轻易觉得他是痴呆了。他们依旧每天跟他说话，读报纸上的科技新闻，讲国家的发展变化，虽然他还是很少回应，但没人再怀疑他的清醒。 他们知道，这位为国家奉献了一辈子的科学家，即便身体衰老，他的精神、他的骄傲、他对科学的执着，依然完好无损地刻在骨子里。 后来有人问起这件事，钱永刚总是感慨，父亲这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科学家的身份和使命。他年轻时在美国拒绝加入外籍，说 “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回国后主动要求减薪，说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晚年拒绝所有高规格接待，宁愿一辈子待在北京的大院里，就怕打扰别人。 这样一位把国家和科学看得比一切都重的人，怎么可能轻易忘记自己是谁。 他是钱学森，是那个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大科学家。哪怕躺在病床上，哪怕沉默不语，那份刻在骨子里的骄傲与执着，那份对科学的敬畏与坚守，从来没有半分褪色。 航天大院里的老松树，年年冬天都顶着风雪挺立，就像这位老人的精神，永远长青，永远值得后人仰望。 对于这件事，您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信源：山东广播电视报2017-09-20——《晚年钱学森：“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