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寒心！北京传出一条重话，学者卢麒元公开建议凡参与立法和定规矩的人都要进行严格的、常态化的政治审查，缘起近期法规文本出现 “优先采用国际标准” 字样，他认为这触及国家产业安全与规则话语权。 很多人看到 “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第一反应是与国际接轨、提升质量，毕竟市场监管总局修订的《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也提到这能帮企业拿 “海外通行证”。 但卢麒元的提醒恰恰点破了一个被忽略的问题：国际标准从来不是中立的技术条文。 这些标准大多由欧美国家主导制定，本质是用技术规则包装自己的利益路径，就像在新能源汽车、低空飞行这些新兴领域，谁定标准谁就掌控产业链节奏。 这不是个例，立法者的背景和利益关联确实会影响规则走向。 如果起草金融法规的人曾在外资银行任职多年，或者亲属在国外持有重资产，即便主观想公正，制定规则时也可能不自觉偏向熟悉的体系。 这时候再看卢麒元的建议，就不是小题大做了。 他强调的 “常态化政审”，核心是动态跟踪立法者的利益关联，毕竟资本和人员在全球流动，今天没问题不代表明天不会产生利益勾连。 这种思路其实有国际先例，美国国会议员必须定期公布资产，欧盟制定《数字市场法案》时严禁涉事公司参与起草，日本在战略产业政策制定时也有独立审查机制，本质都是防止规则被利益集团操控。 中国现在早已不是只能被动接受国际标准的国家了。 高铁领域我们主导了 ISO/TC 269 标准，把 “中国方案” 变成国际规范；光伏产业的 IEC 61215 标准让全球 80% 组件采用中国技术；5G 和数字货币领域，我们也在积极推动标准制定。 截至 2023 年，中国在 ISO/IEC 技术机构主席国占比达 6.2%，提案采纳率超 80%，已经从规则 “旁观者” 变成 “制定者”。 所以 “优先采用国际标准” 的说法才容易引发担忧。 如果在关键领域主动放弃标准制定的主动权，等于把产业发展的方向盘拱手让人。 美国近年频繁用芯片出口限制、单边关税打压中国，本质就是想通过技术霸权维护优势，这时候我们更不能在规则起点上吃亏。 有个例子很典型，一位参与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律师，因收受外企咨询费，其起草的条款被紧急叫停，要是没有事后追查，影响的就是整个产业格局。 不过有人担心这种审查会把有能力的人挡在门外，卢麒元的回应其实很实在：不是挡人，是把门开得更明白。 有海外背景不可怕，可怕的是参与立法时心有所属。 审查的核心是透明，让公众知道立法者的背景和利益关联，这就像医生做手术前要洗手、飞行员起飞前要检查飞机，是对制度安全的基本尊重。 国际标准竞争本质是话语权的博弈。 美国借 “长臂管辖” 把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欧盟用 GDPR 掌握数字治理话语权，中国要构建 “双循环” 格局，就必须在规则制定上站稳脚跟。 “中国标准 2035” 战略已经明确了方向，预计到 2030 年要在 30% 以上新兴技术领域主导标准制定。 这种背景下，对立法者进行常态化审查，就是为了确保规则之笔握在真正为国家利益着想的人手里。 规则制定权决定了发展路径。 如果在起点就接受别人设定的标准，哪怕后续产业跑得再快，终点也由不得自己。 卢麒元的发声，其实是提醒我们在大国博弈中守住底线 —— 国际标准可以参考，但不能优先；规则可以借鉴，但制定权必须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而守住这份权力的第一步，就是确保写规则的人足够干净、足够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