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护士吴旭君对毛主席说：“主席，我大概不能在您身边工作了。”主席连问为什么，她说：“我爱人被定为反党小集团成员了！” 话说到那个年代，政治气候就像北京的春天，说变天就变天。吴旭君站在主席办公室里，手指攥着护士服的衣角，捏得发白。窗外的梧桐叶子哗哗地响，屋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她说出那句话时，声音比平时低了好几分，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主席正靠在藤椅上看文件，听到这句，把老花镜往下拉了拉。他抬起头，那双看惯风云的眼睛盯着吴旭君，半晌没说话。屋子里只有挂钟的滴答声，一声一声，敲在人心里。 “怎么回事？”主席开口了，声音还是那个熟悉的湖南口音，但语气里透着认真。他把手里的文件放到一旁，身体往前倾了倾。这个动作吴旭君太熟悉了，每当他特别关注某件事时，就会这样。 吴旭君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硬是没让掉下来。她跟着主席好些年了，从延安到北京，知道在主席面前哭哭啼啼不像话。可她实在憋得难受，丈夫前些天被带走谈话，回来时整个人都垮了，只说了一句话：“组织上说我站错队了。” 那个年代，“反党小集团”这五个字有多重，经历过的人都明白。它不单是一个政治标签，更像一把悬在全家头上的刀。工作要丢，朋友要散，连孩子在学校都可能抬不起头。吴旭君这几天夜里根本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最后下了决心，不能因为自家的事，影响主席身边的工作。 主席听完，眉头皱了起来。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在桌上轻轻磕了磕，却没点着。“你爱人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 吴旭君说了丈夫的名字和单位。主席点点头，没再多问，只是又看了她一眼：“你先回去工作，这件事我知道了。” 就这么简单几句话？吴旭君心里咯噔一下。她不知道主席会怎么处理，也不敢多问。转身退出办公室时，她的手心里全是汗。 那天晚上，吴旭君回到家，丈夫还坐在桌前写检查。纸篓里已经扔了好些纸团，桌上那盏台灯昏黄的光，照着他憔悴的侧脸。孩子们都睡了，屋里静悄悄的。 “我跟主席说了。”吴旭君轻声说。 丈夫手里的笔停住了，他转过头，眼睛里有些说不清的东西。“主席怎么说？” “就说知道了。” 夫妻俩对视一眼，都没再说话。知道什么？知道这件事，然后呢？那个夜晚特别长，长得像永远过不完。 谁都没想到，三天后的下午，吴旭君正在医务室整理药品，警卫员来找她，说主席让她去一趟。她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脚步都有些飘。 主席正在院子里散步，见她来了，招招手让她跟上。两人沿着小径慢慢走，秋天的太阳暖洋洋的。 “你爱人的事情，我了解了一下。”主席开门见山，“他在单位里说了些不同意见，被人抓住了话柄。” 吴旭君屏住呼吸。 “不同意见可以提嘛。”主席停下脚步，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党内要讲民主，不能搞一言堂。有点不同看法就打成‘反党’，这个风气要不得。” 吴旭君愣住了，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安心工作，”主席转过身，看着她，“你爱人的问题，会重新审查。共产党人最讲实事求是，不能冤枉好人。” 后来的事情，吴旭君很多年后还记得清清楚楚。丈夫的问题被重新调查，那些所谓的“反党言论”，其实是他在工作会议上对某个具体方案提出的改进建议。调查组的人来家里时，态度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再后来，丈夫恢复了工作，虽然调到了另一个岗位，但总算是平安度过了这一关。 那个年代，像吴旭君家这样的情况不少。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很多人今天还在正常工作，明天就可能因为一句话、一封信、甚至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入另册。人人自危，说话做事都得格外小心。 但这件事让我想了很多。主席那句“不同意见可以提嘛”，在那个特定年代里，显得特别珍贵。他不是不知道下面有些做法过了头，也不是不清楚运动扩大化带来的问题。可历史就是这么复杂，一个人的力量再大，也扭不过整个时代的潮流。 吴旭君后来一直留在主席身边工作，直到主席去世。她很少提这件事，偶尔说起，也只是简单几句带过。可我知道，那个秋天的下午，主席在院子里对她说的那些话，一定像一盏灯，照亮了她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代的悲剧，不只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社会的创伤。把同志当敌人，把不同意见当反动言论，这种思维一旦形成风气，伤害的是千千万万个家庭。我们今天反思历史，不是为了指责谁，而是要明白一个道理：无论什么时候，实事求是、与人为善，都是做人做事最基本的底线。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