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4月，刘珍年大败张宗昌，活捉了老长官褚玉璞。刘珍年向褚家人索要赎金二百万，经张学良斡旋后，褚家凑了五十万大洋。刘珍年拿到钱后食言，将褚玉璞枪杀。 1928年，北伐军势如破竹，奉系军阀大败亏输。张宗昌和褚玉璞这对难兄难弟，像是丧家之犬一样逃到了大连。 按理说，这时候这两人手里还有点积蓄，老老实实当个富家翁也就罢了。可这权力的毒瘾一旦沾上，哪那么容易戒？1929年，不甘心失败的张宗昌和褚玉璞，居然又偷偷潜回了山东，企图在胶东半岛招兵买马，东山再起。 这一下，就碰上了咱们故事的另一位主角，刘珍年。 刘珍年当时盘踞在胶东，人称“胶东王”。这人年轻，才三十出头，正是野心勃勃的时候。关键是，他以前可是褚玉璞的老部下。当年他在褚玉璞手下当团长，因为犯错被褚玉璞撤职查办，心里头一直憋着一股子怨气。 现在的局势反转了：老长官成了落魄的流寇，昔日的部下成了坐地虎。 1929年4月，双方在胶东这一亩三分地上展开了激战。张、褚二人那是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哪是刘珍年正规军的对手？ 没几个回合，张宗昌见势不妙，脚底抹油跑得飞快，直接溜回了日本。剩下褚玉璞就倒了霉了，被刘珍年包了饺子，当场活捉。 被俘之后，褚玉璞一开始心里其实挺淡定。他琢磨着，刘珍年好歹是自己的老部下，这年头打仗归打仗，私交归私交。再说了，我有钱啊，大不了花钱买命呗。 刘珍年一开始也确实表现得挺“上道”。他对褚玉璞是好酒好肉招待着，甚至还经常陪着老长官打牌喝酒，一口一个“老帅”叫着，让褚玉璞产生了一种错觉：这小子还是念旧情的。 其实刘珍年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他那时候正缺军费，看着褚玉璞这块肥肉，那就是行走的提款机。于是，他狮子大开口，向褚玉璞的家属索要赎金，两百万大洋。 褚玉璞虽然贪了不少，但这笔钱也确实是个天文数字。这时候，远在东北的张学良坐不住了。毕竟褚玉璞是奉系的老人，张作霖在世的时候也得给几分面子。张学良亲自出面斡旋，给刘珍年发电报，那是软硬兼施。 最后双方讨价还价，把赎金降到了五十万大洋。 为了救命，褚玉璞的家里人那是砸锅卖铁，变卖了在天津的房产、股票，好不容易凑齐了这五十万现大洋，给刘珍年送了过去。 钱到了，按规矩，人该放了吧？ 刘珍年却在这个节骨眼上，露出了獠牙。 他想得很深：褚玉璞这人我是了解的，睚眦必报。今天我勒索了他五十万，还要了他的面子，如果放虎归山，他日后勾结日本人或者其他军阀卷土重来，我胶东这点地盘还保得住吗？ 与其留个后患，不如斩草除根。至于那所谓的“江湖道义”，在真金白银和身家性命面前，连张厕纸都不如。 那是1929年8月的一天。那一晚，刘珍年请褚玉璞喝了顿大酒。褚玉璞回到软禁的屋子里，酒劲上来了，心里还是不踏实。他那个迷信的毛病又犯了，掏出一副骨牌，在那儿推算自己的吉凶祸福。 就在他聚精会神看着牌面，想算出自己什么时候能重获自由的时候，窗户外面，一根黑洞洞的枪管伸了进来。 执行任务的是刘珍年手下的旅长赵振起。他看着屋里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督办，正低着头、弓着腰，像个赌徒一样盯着几张骨牌。 “砰！” 一声枪响，褚玉璞甚至没来得及看清自己的卦象是大吉还是大凶，脑袋就开了花，一头栽倒在桌子上。终年44岁。这位信了一辈子神、修了一辈子庙的军阀，最后死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连句遗言都没留下。 事后，刘珍年对外宣称是“枪决叛逆”，想把这事儿正义化。 但这件事的后果，比刘珍年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首先是舆论哗然。虽然大家都是军阀，都不干净，但“拿钱撕票”这种土匪行径，实在是让人不齿。更重要的是，这彻底得罪了奉系。 张学良虽然易帜了，但在北方说话还是好使的。他一看刘珍年这么不给面子，钱收了人杀了，这简直是在打他的脸。于是，张学良开始在幕后运作。 刘珍年这人，实际上是那种典型的“投机分子”。他投靠了蒋介石，想抱南京政府的大腿来抗衡北方的旧势力。但他忘了，蒋介石那是什么人？那是玩政治权谋的祖师爷。在老蒋眼里，刘珍年不过是一颗可以利用、也可以随时丢弃的棋子。 后来，山东的大权落到了“倒戈将军”韩复榘手里。韩复榘要统一山东，刘珍年这块胶东地盘就是眼中钉。 张学良在背后给韩复榘递刀子，不仅让韩断了刘珍年的粮道，还利用外交关系封锁烟台港，让刘珍年买不到军火。到了1932年，韩复榘公然派兵五万进攻刘珍年。这时候的刘珍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他向蒋介石求救，蒋介石正想借刀杀人，根本不理他。刘珍年被打得丢盔弃甲，最后没办法，请求率部离开山东，去南方发展。 蒋介石表面上答应让他去浙江温州驻防，实际上早就布好了口袋阵。等刘珍年一离开老巢，到了江西、浙江一带，蒋介石立马翻脸，把他的部队强行收编，架空了他的权力。 1933年，刘珍年被捕。1935年，他在南昌被枪决，死的时候才3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