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除夕，在郴州幽禁的张学良无聊之余和看管他的十几个特务在饭厅里玩推牌九。结果这晚，特务们都赢了，最多的赢了100多元。 很多人以为张学良被幽禁后日子过得苦哈哈的，其实还真不是那么回事。蒋介石虽然恨他恨得牙痒痒，但在生活待遇上，确实没敢亏待他。老蒋特意叮嘱戴笠，关押经费要给足。哪怕是在这兵荒马乱的抗战时期，张学良抽的烟大多还是进口的雪茄，刷牙漱口的用品那是月月花销不菲，甚至连当时罕见的可乐、进口的桔子苹果，只要弄得到，都会摆上他的案头。 在苏仙岭这会儿，刘乙光先是雇人把庙里的三间破房修葺一新给少帅住，甚至还专门雇了四顶轿子、八个轿夫，就为了方便他们上下山。这种生活，表面上看是锦衣玉食，实际上呢？那是钝刀子割肉。 钱，对于张学良来说，从来就不是个问题；他缺的是自由，是尊严，是那种能掌控自己命运的感觉。 他在苏仙岭的日子，其实过得极其无聊且压抑。除了看书，就是看报，要不就是盯着墙上的地图发呆。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人，也是那个看守他的警卫亲口回忆的：有一次搬家前，张学良站在墙壁上的地图前，手指在地图上划过，最后停在东北那块版图上，嘴里喃喃自语：“东北这块好地方，现在不知道成什么样子了！”紧接着，他又指了指湖南的位置，叹了口气：“你看，我们就在这儿，但是又能住多久呢？” 这话听着，真让人心里发酸。那时候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了七年，卢沟桥事变也爆发了大半年，大半个中国都在战火中呻吟，而这位曾经的“封疆大吏”，却只能在深山老林里，对着地图空悲切。 为了排解这种苦闷，他有时候不得不找点“乐子”，甚至可以说是在这种高压环境下的一种自我调节。 这就得说说那个“理发风波”了。春节刚过，张学良想下山理发。那时候他穿着一件蓝色的丝绸棉袍，头戴鸭舌帽，虽然是囚徒，但那股子潇洒劲儿还在。刘乙光哪敢怠慢，带着12个警卫，荷枪实弹地陪着他进了郴州城。他在街上逛了一圈，最后选了一家女子理发店。给他理发的是个十多岁的小姑娘，脸上还有麻子。 结果回山之后，这位挑剔的少帅竟然连连称赞，说这姑娘修面手轻，手艺好。没过一个月，他又要叫那个女理发师上山来给他理发。特务们没办法，只好雇轿子把人家姑娘抬上山，理完发再抬回去。但这事儿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张学良也是个明白人，知道这山高路远，折腾人家一个小姑娘不落忍，此后便不再提这茬。 但幽禁生活最核心的特质，还是“恐惧”，不是张学良恐惧，而是看管他的人恐惧。 1938年2月中旬发生的一件事，那天张学良要去城里东大街的澡堂子洗个盆浴。还是老规矩，刘乙光陪同，前后左右围着一圈特务。正走着呢，对面突然走过来一个国民党炮兵中校。这军官一抬头，看见了张学良，那是下意识地、条件反射般地立即立正，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张学良像没看见一样，若无其事地继续走路，既没还礼，也没搭腔。但旁边的特务们简直吓得魂飞魄散！他们最怕的就是张学良和外界还有联系，最怕的就是东北军的旧部知道少帅关在这儿，来个“劫狱”。 到了浴室门口，特务们赶紧扯谎，说：“今天人太多，没空位了。”硬生生把张学良给劝回了山。 回去一查，那个敬礼的军官还真是东北军改编过来的旧部，现任炮兵独立旅的副团长。这下好了，特务头子刘乙光吓得觉都睡不着，生怕人家带着炮兵团来抢人。怎么办？搬！ 就因为这一个军礼，张学良在苏仙岭还没住热乎，就被迫连夜转移。特务们在离城30公里的高亭司镇附近找了个废弃的小学，把张学良塞了进去。 在去往新住处的路上，还发生了个小插曲。张学良手痒想开车，结果把路边一个挑柴禾的老大爷给撞倒了。好在伤得不重，张学良立马掏出30块钱给人家治伤。晚上住旅店的时候，他居然还能拿这事儿开玩笑：“今天碰倒那个老头，要是公路上有警察，他要抓我，你们才没有办法呢！” 在这漫长的幽禁岁月里，陪伴他的除了特务，还有红颜知己。按照看守警卫的回忆，那时候赵绮霞也在。在那些阴冷潮湿的房子里，她陪着他读书，甚至陪着他在房间里养鸡。 从1937年开始，张学良的足迹被迫遍布了大半个中国，直到1946年被送往台湾。 在台湾的日子更是漫长得让人绝望。在新竹县井上温泉，住的是日本人留下的木板房，冬天湿冷夏天漏雨。即便后来搬到了阳明山，条件好了，有了大客厅，有了张群、张大千这些老友偶尔的探访，但他依然是被隔绝的。 他开始信教，每天早晨跟赵一荻诵经；他开始研究明史，把那些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精力，都用在了故纸堆里。 那晚在郴州苏仙岭的牌局，就像是他整个人生的一个隐喻。 牌桌上，特务们赢走了他的钱，那是一时的得意；而在历史的长河里，虽然他失去了自由，但他守住了自己的底色。他输掉的只是那一晚的筹码，或者说，输掉的是作为军阀的权势；但他赢得的，是后人对他“爱国”二字的反复咀嚼和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