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白求恩就是个好人，课本里那种，脸谱化的好人。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这根本不是一个“好人好事”的故事。 这是一个顶级大牛，降维打击的故事。 谁能想到，这个后来在山洞里给八路军做手术的医生，在北美医学界早就红得发紫。他是多伦多大学的医学博士，30多岁就当上了蒙特利尔圣心医院的胸外科主任，全美国胸外科领域只有五个能坐上的执委位置，他就占了一个。 白求恩出生在加拿大一个医学世家，1890年出生，26岁就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这个学历在当时的北美，已经是医学领域的顶尖入场券。毕业后他先在英国海军当军医，积累了丰富的战地医疗经验，一战结束后又回到北美深耕胸外科领域。胸外科在当时是难度极高的医学分科，涉及肺部、心脏周边等关键器官，对医生的技术和经验要求都到了苛刻的程度，而白求恩很快就在这个领域闯出了名气。 33岁那年，白求恩成为蒙特利尔圣心医院的胸外科主任，这个职位可不是靠资历混来的，全靠实打实的技术。1935年他当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的执行委员，这个职位全美国只有五个名额，能坐上这个位置，就意味着他是当时北美胸外科领域最顶尖的专家之一。那时候找他做手术的人排着队，不乏有钱有势的人，他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处于金字塔顶端，完全过着优渥的生活。 不过白求恩从来不是只看重名利的人，他一直主张医疗资源应该人人共享，经常免费给穷人看病，还会自己掏钱给他们买药品和食物。1936年，西班牙爆发反法西斯战争，他主动带着医疗队去了西班牙前线，在战场上组建了移动输血队，这在军事医疗史上是开创性的做法，挽救了无数士兵的生命。也就是在这段经历中，他坚定了帮助世界各国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信念。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白求恩在美国洛杉矶参加活动时，遇到了正在海外宣传抗日救国的中国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国战场的情况，尤其是前线战士因为医疗条件简陋，很多人只是轻伤却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而丧命的惨状。白求恩听后深受触动，当场就表示如果中国需要，他愿意来中国提供帮助。没过多久，他就向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提出了援华请求，还主动承担起组建医疗队的工作。当时组建医疗队并不容易，路途遥远又危险，愿意报名的人很少，最后只组成了一支三人小队，带着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出发了。 1938年1月，白求恩率领医疗队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乘坐轮船经过13个昼夜到达香港，之后又辗转坐飞机到汉口，再从汉口一路北上前往延安。这段路程走了整整10周，沿途要躲避日军的轰炸，还要穿越荒芜的农村地区，他们多次与外界失去联系，甚至有西方媒体误报他们已经被日军俘获杀害。 直到3月31日，医疗队才终于抵达延安，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们。在延安停留的两个多月里，白求恩考察了当地的医院，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医疗器械严重匮乏，药品短缺，很多医护人员没有接受过正规培训，大量前线伤员因为要长途转运到延安治疗而延误病情。他当即就决定要到最前线去，组建能紧跟部队的医疗队，让伤员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在白求恩的多次请求下，中央最终同意他前往晋察冀边区前线。1938年5月，他担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刚到前线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发现八路军的医疗体系几乎是空白，于是首先组建了骡马流动医疗队，把药品和手术器械装在马背上，跟着部队转战各地，哪里有伤员就去哪里。为了适应战地环境，他还改进了手术台，制作了便于携带的药驮子和换药篮，让手术能在任何简陋的环境下开展。 他到晋察冀边区后方医院的第一周，就逐一检查了520多名伤员，接下来的四个星期里，连续做了147台手术，让这些重伤员在短时间内恢复健康重返前线。1939年4月，八路军在冀中地区与日军作战，白求恩奉命组织东征医疗队越过敌人封锁线前往支援。在一次战斗中，他把临时手术室设在离前线只有五里地的小庙里，敌人的炮弹落在手术室后面，震得瓦片哗哗作响，他却始终坚守在手术台旁，连续工作了69个小时，亲自抢救了115名伤员。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手术效率和成功率是不可想象的，而这正是他作为顶级胸外科专家的实力体现。 1939年10月20日，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白求恩在为伤员做手术时，左手中指不慎被手术刀刺破。当时前线条件艰苦，没有足够的消毒药品，伤口很快被细菌感染，进而发展成败血症。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带病工作，直到病情严重恶化，出现昏迷症状才停止。 11月7日，他在昏迷中还惦记着医疗工作，醒来后给聂荣臻司令员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交代了药品采购的注意事项，还把自己的行军床、皮鞋等物品分赠给身边的同志。他对身边的人说，自己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遗憾的是不能亲眼看到新中国诞生了。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终年4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