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经不起有心人去翻的，毛主席在1963年，就指出“文艺界15年来基本不执行党的政策，跌到修正主义边缘”，甚至一度批判当时的文艺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仔细了解下，我才发现什么叫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这句话针对的是当时文艺教育作品，大多数取材时还是喜欢以古代为背景，搞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这些戏，毛主席认为这样的作品脱离工农兵，要求他们出更多的以当代工农兵为原型的作品，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好文化服务工作。 那么，当时有没有人真正响应了“为工农兵”的号召，并且做出了成绩呢？还真有。 这就要提到一位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她的转变，像是一个生动的注脚。 丁玲早年是以写知识分子苦闷闻名的“文小姐”，但到了延安，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她的路开始转了。 座谈会的精神，说白了就是号召文艺工作者“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丁玲真这么干了。她跑到部队，下到农村，跟战士、农民同吃同住。 她后来写的一系列报告文学，比如《田保霖》，就是扎扎实实写边区一个劳动模范成长的故事。 她把笔尖从内心纠结的“我”，转向了土地上奋斗的“他”。 这种转变是脱胎换骨的。她不再只是旁观和描写，而是努力让自己成为群众中的一员，用他们的眼睛去看，用他们的心去感受。 她写田保霖如何从一个只顾自家生计的买卖人，成长为热心公益的共产党员；她写民间艺人李卜，写战斗英雄。 毛主席后来特别表扬了丁玲，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 这个表扬，是对“文艺如何为人民”这一路径的一次具体肯定。 其实，丁玲的实践，正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结出的果实之一。 那场座谈会，点燃了一把“扎根大地”的火炬。 从那以后，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像种子一样撒进黄土地。他们发现，艺术的灵感不在象牙塔里，而在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在战士的行军路上，在开荒的镢头下。 于是，《白毛女》从民间传说变成了控诉旧社会、歌颂新政权的最强音；《兄妹开荒》的秧歌剧，让劳动的喜悦响彻了陕北的山沟沟；一曲《南泥湾》，唱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豪迈。 这些作品为什么能经典永流传？因为它们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它们的根须紧紧抓住了人民生活的泥土，表达的是老百姓最真实的悲欢、最朴素的愿望。 它们让普通人第一次在文艺作品里，真切地看到了自己的身影，成为了主角。 文艺，从这时起，才真正有了一座通往人民心灵的桥梁。 历史当然不会简单重复。 今天的文艺园地，题材之丰富、形式之多样、创作之自由，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拥有海量的网络文学，有票房惊人的国产电影，有类型各异的电视剧。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依然有市场，但更不乏聚焦当代都市白领、乡村创业者、一线科研人员、普通打工者生活的优秀作品。 但那个核心的叩问，真的过时了吗？——我们的文艺，在光怪陆离的盛宴和流量至上的喧嚣中，是否依然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脉相连的温度？ 我们是否有时也会不自觉地打造出新的“象牙塔”，沉迷于技术的炫耀、小众的呓语，或是被资本裹挟着，生产着虽然热闹却空洞无物的快餐文化？ 看看现在网上的一些热议吧。人们会为一部真实反映基层医疗现状的纪录片点赞，会为一首写给普通劳动者的歌曲动容，也会批评那些脱离生活、胡编乱造的“悬浮剧”。 这背后，依然是人民对文艺最本真的期待：想看到自己的时代，想看到自己的生活，想看到自己的喜怒哀乐被真诚地、艺术地表达出来。 所以，回头再看毛主席当年的批评，剥开其中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后续被扩大化的政治色彩，其内核关于“文艺与人民关系”的思考，依然是一面永恒的镜子。 文艺是时代的号角，但这号角要为谁而吹，吹出怎样的声音，是每一代文艺工作者都需要用实践去回答的考题。 参考：好评中国｜延安文艺：扎根大地的时代精神火炬——中国青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