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月11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喊话中国，并表示：无法容许中国加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此举与国际惯例大相径庭。 长期以来，日本大量从中国进口看似普通的工业原料，比如端羟基聚丁二烯聚合物原料和钨粉，这些材料在民用领域用途广泛，但在航天、导弹、军工装备生产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 就拿端羟基聚丁二烯来说，它是军用航天推进剂的核心材料之一；而钨则是制造穿甲弹芯、航空航天发动机的重要原料，日本恰恰是中国钨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更关键的是稀土，这种材料在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民用领域必不可少，在雷达、制导系统、战机发动机等关键军用装备中更是无法替代，而日本在中重稀土的精炼能力上高度依赖中国。 中方此次专门针对日本加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并非突然之举，而是有明确的背景原因。时间回到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时就台湾问题发表不当言论，称如果台湾出事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这种表态被中方视为公然干涉内政，甚至发出了武力介入的信号。 之后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表达不满，但日方并未纠正错误，反而继续推进扩军相关政策。数据显示，2026财年日本防卫相关预算总额约9.04万亿日元，和2018财年相比增幅达到70%，这种持续增加防卫预算的做法，无疑让地区安全隐患大幅上升。 在此背景下，2026年1月6日，中国商务部正式出台措施，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覆盖的物项超过900种，涉及10个行业方向，除了材料之外，还包括软件、技术、设备部件等多个类别。 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早苗宣称中方举措违背国际惯例，这一说法其实站不住脚。无论是欧盟还是其他主要国家，都有自己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制度。 欧盟早在2021年就修订实施了专门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明确将核材料、电子设备、航天器推进系统等十大类物项纳入管制范围，还对出口、中介服务、技术援助等行为作出严格规定，出口相关物项必须申请许可证。 中国的管制措施，其实是在出口管制法框架下，健全与国际通行规则相协调的制度，完全符合国际惯例。而且中方已经明确表态，此次管制不会影响正常的民用贸易，只有涉及军事用途的物项才会被限制，目的就是精准打击日本的军工产业体系，遏制其军国主义图谋。 日本之所以如此紧张，还因为其军工产业体系有着特殊的“寓军于民”特点。很多日本私营企业都设有防务技术部门，长期从事军事相关技术研究，日本的核心防务项目大多由防卫省主导，委托给三菱重工、三菱电气等民企承包商，再由这些主承包商分包给大量上下游企业。 这种模式让日本的军工生产隐藏在民用工业体系中，而中方此次的管制措施，正是要切断这种隐藏的军事物资供应链条。 根据日本大和综合研究所的分析，如果中国对日本出口的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长期中断，日本实际GDP可能下降1.3%至3.2%，相当于7至18兆日元，就业人数可能减少90万至216万，其中汽车等运输用机械行业产出下降幅度可能高达17.6%。 在中方1月6日出台管制措施后，日本的抗议就已经开始。当天日本外交部亚洲大洋洲局长金井正彰就向中国驻日大使馆公使递交了抗议文件，1月7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又在记者会上重申抗议，要求中方撤回管制措施。 而中方在1月7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也明确回应，指出高市早苗的相关表态侵害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了武力威胁，敦促日方正视问题根源并纠正错误。没想到时隔几天，高市早苗亲自下场喊话，还试图用“违背国际惯例”的说法给中方施压。 说到底，中方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措施，是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的正当举措，针对的是日本右翼势力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早就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但日本长期以来的做法显然违背了这些规定。 高市早苗的激烈表态，更像是一种心虚的表现。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