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被世界认为已灭绝，1941年专家下乡发现1棵，今被用来搞绿化 如今，无论是北京长安街的林荫道、上海外滩的景观带，还是海外 80 多个国家的城市公园，都能看到水杉挺拔的身影。深秋时节，金黄的叶片随风飘落，成为治愈人心的街头一景。 可很少有人知道，这颗绿化界的 “新星”，其实是沉睡了亿年的远古 “活化石”，更曾被全球植物学界认为在第四纪冰川期后基本灭绝。 谁能想到，这种遍布全球的树木，最初的 “藏身地” 竟是中国湖北利川的深山之中。在那里，一棵被当地村民称为 “水杪” 的普通大树，藏着改写植物学史的秘密。而这一切的揭开，始于一场偶然的乡村邂逅。 1948 年，一篇发表在《中华植物学报》的论文震惊了国际植物学界。 中国科学家郑万钧与胡先骕正式命名并确认，在湖北利川发现了存活的水杉植株。 这一发现被评为 “20 世纪植物学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因为在此之前，人类对水杉的认知仅停留在化石层面，且这些化石的物种归属曾长期存在争议，经 20 世纪初至 30 年代多国古植物学家逐步厘清才得以明确，学界始终坚信，活的水杉早已不复存在。 这份震惊的背后，是几代植物学家跨越七年的执着求证。 时间回到 1941 年冬天，植物学家干铎从湖北前往四川考察，途中在当时的万县磨刀溪（现属湖北利川）歇脚时，被溪边一棵异常高大的树木吸引。 这棵树高约三十米，树干需四五人合抱，树皮如鱼鳞开裂，扁平叶片两两对生，与常见树种截然不同。 干铎凭借专业直觉断定此树珍稀，当场采集枝叶标本，委托当地学校的杨龙兴主任后续补充树干、果实标本。 但因交通不便、任务繁忙，这份标本被暂时搁置。 直到 1943 年，另一位植物学家王战途经此地，从杨龙兴口中听闻 “水杪” 故事，才采集到完整标本带回重庆研究。 王战初步判断为水松，却发现种鳞排列、叶片角度等关键特征存在差异，始终无法定论。1945 年，他与同事吴中伦反复研讨无果，最终将标本寄给植物分类学权威郑万钧教授。 郑万钧研究后发现，该树种与化石记载的水杉高度相似，1946 年专门派研究生前往采集活体样本，与水杉化石比对后，叶痕、种鳞纹理完全吻合。 为确保严谨，郑万钧将资料寄给另一位权威胡先骕。胡先骕闭门研究三天三夜，最终确认这就是被认为在第四纪冰川期后基本灭绝的水杉。 至此，这棵深藏深山的古树，终于被正式 “正名”，重新走进人类的科学视野。 为何水杉能在利川独存？答案藏在它的 “生存密码” 里。 利川地处大巴山脉腹地，山高谷深形成封闭小气候，常年温暖湿润、降水充沛，温度波动平缓。 河流密布让土壤始终保持湿润肥沃，恰好匹配水杉的生长需求。更关键的是，过去这里人口稀少、开发程度低，人类活动对植被的破坏极小，成了水杉躲避地质变迁与气候剧变的 “天然避难所”。 除了环境庇护，水杉自身的适应能力也堪称 “进化典范”。 作为高大落叶乔木，它成年后能长到 35 米以上，树干笔直挺拔，春夏季叶片鲜绿、秋季金黄，观赏性极强。 更厉害的是它的极端环境耐受度：木质部含特殊物质可降低冰点，寒冬不冻裂。 夏季高温时，气孔下陷减少水分蒸发，少量水分就能维持生长。落叶时还会整段舍弃短枝，大大降低园林维护成本，这也为它后来成为绿化主力埋下伏笔。 水杉身份确认后，保护工作迅速推进。这棵原生母树被命名为 “0001 号水杉”，列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工作人员采取引根复壮、土壤更新、降低地下水位、病虫害防治等措施。 后续保护更升级为 “医疗级”，安装避雷针、建立实时监测系统，甚至通过手术牵引深埋侧根到表层土壤。 在精心呵护下，这棵数百岁古树每年仍能结出上万颗种子。 星斗山保护区专门建立水杉种子园，为国内外水杉引种培育提供优质种苗。 水杉也与湖北武汉结下特殊缘分，磨刀溪历史上属川鄂交界区域，其行政归属随历史沿革调整，核心原生地始终为湖北利川。 1983 年武汉评选市树，水杉在 10 种参选树种中以最高票数当选。此外，它还是公认的 “固碳能手”，成年水杉固碳量需结合胸径、树龄、生长环境综合测算，生态价值突出。 从亿年沉寂的深山古树，到被科学发现的 “活化石”，再到遍布全球的绿化新星，水杉的逆向溯源之旅，藏着自然的奇迹与人类的坚守。 当我们再次路过水杉树下，不妨驻足片刻，感受这跨越亿年的生命对话，见证自然与人类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那么到最后，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如果各位看官老爷们已经选择阅读了此文，麻烦您点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们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