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吊死在煤山后，王承恩把他身上的龙袍扒下来，穿在自己的身上自杀。为的，就是不让叛军糟蹋崇祯的尸体。崇祯一生，治国18年，有人骂他昏庸，骂他刚愎自用。 1644年三月的北京，李自成的农民军已攻破外城，喊杀声穿透宫墙，弥漫在都城的每个角落。 崇祯帝朱由检在宫中做完最后的安排，带着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踉跄着走向神武门外的煤山。 一棵老槐树下，崇祯自缢殉国，而紧随其后的王承恩，做出了一个震撼后世的举动。 他缓缓脱下崇祯身上的龙袍，小心翼翼穿在自己身上，随后在旁侧的海棠树上自缢而亡，用生命守护着君主的遗体，避免其遭到叛军糟蹋。 王承恩不是普通太监，他自崇祯登基起便跟随左右，见证了这位君主十八年的治国历程，也陪着他走过了王朝覆灭的最后时光。 他深知崇祯的刚烈，更清楚叛军入城后可能出现的混乱，脱下龙袍既是对君主最后的敬意，也是一种无声的守护，若有叛军发现，只会将穿龙袍的自己当作崇祯，从而保全君主遗体的完整。 这份忠诚，在明末众臣纷纷弃主投降的乱世中，显得格外沉重。 回望崇祯的十八年治国路，绝非昏庸二字能概括的，继位时他年仅十七岁，接手的是一个积弊已久的烂摊子：天启年间阉党专权，朝政腐败不堪，地方灾害频发，百姓流离失所，后金势力在关外虎视眈眈。 这位年轻的君主一上台便展现出果决魄力，迅速肃清魏忠贤阉党势力，焚毁阉党编撰的《三朝要典》，为东林党人平反冤屈，一时间朝野上下人心振奋，都盼着他能重振大明江山。 崇祯的勤政在历代帝王中极为少见，他日夜操劳，白天处理政务，深夜仍批阅奏章至破晓，衣着朴素，饮食简单，从不沉溺声色。 为整顿吏治，他亲自考核官员，破格提拔有才干之人，还恢复经筵制度，虚心听取大臣的治国建议。 为稳固边防，他重用袁崇焕，赐予尚方宝剑，让其督师蓟辽，期望能收复辽东失地。 初期的一系列举措，让摇摇欲坠的明朝出现了短暂的复苏迹象，世人也一度将他视为挽救王朝的明主。 可性格的缺陷终究让他的努力付诸东流，他刚愎自用又多疑善怒，对大臣始终难以完全信任，动辄因小事责罚甚至处死官员。 袁崇焕督师蓟辽时，虽多次击败后金军队，却因皇太极的反间计，被崇祯误以为暗中通敌，最终惨遭凌迟处死。 这一举措不仅自毁长城，更让边关将士心寒，此后无人再敢轻易直言进谏，朝廷上下逐渐弥漫起明哲保身的风气。 面对内忧外患，崇祯急于求成，处理政务常常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长远规划。 国内农民起义愈演愈烈，他一会儿派兵围剿，一会儿又想招抚，政策反复无常，导致局势愈发混乱。 国库空虚时，他既不愿触动权贵利益，又无力安抚受灾百姓，只能加重赋税，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让更多百姓被迫加入起义军，形成恶性循环。 煤山之上，崇祯自缢前在衣襟写下遗诏，将亡国之责归咎于诸臣误朕，却未曾反思自身的性格短板与施政失误。 而王承恩始终不离不弃，在君主离世后，用最决绝的方式践行着忠诚，他的举动，不仅是对崇祯个人的追随，更是对大明王朝最后的殉葬。 当时李自成军队入城后，起初四处搜寻崇祯下落，悬赏万金捉拿，王承恩的牺牲，确实为崇祯遗体争取了时间，避免了被即刻发现后的糟蹋。 后来，宫中人员发现了二人的遗体，李自成下令将崇祯与周皇后的遗体用柳棺收敛，停放在东华门外的席棚中。 有少数忠良大臣前来哭祭，更多官员则早已改换门庭，投靠了新的统治者，直到清军入关后，才将崇祯改葬于思陵，王承恩也被陪葬在陵旁，这份跨越生死的君臣情谊，得以被后世铭记。 崇祯的十八年，是勤政与刚愎交织、希望与绝望并存的十八年，他有振兴王朝的志向，却缺乏与之匹配的格局与能力；他想留住祖宗基业，却最终被时代洪流裹挟着走向覆灭。 而王承恩的忠诚，如同煤山老槐树下的一抹微光，在王朝崩塌的黑暗中，照亮了人性中最可贵的坚守，也让这段悲凉的亡国史，多了一份令人动容的温情。 参考资料：人民网《崇祯帝：勤政却亡国的悲剧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