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功臣集团为何能压制所有诸侯王，自行选择皇帝？ 西汉功臣集团能压制诸侯王、左右皇位更迭，根源在于刘邦立国时构建的权力结构与利益共同体。刘邦出身沛县亭长，起事时便与萧何、曹参、樊哙等底层官吏形成紧密的军功集团。这些人随他转战十余年，从芒砀山到鸿门宴，从汉中暗度到垓下围歼，共同经历生死的战友情谊，铸就了远超血缘的信任基础。当刘邦称帝时，天下五十二郡中，中央直辖仅十五郡，其余三十七郡分封给七大异姓王。但他在分封功臣时，特意将143个列侯的食邑像钉子般嵌入诸侯王国——比如汝阴侯夏侯婴的封地在楚国境内，绛侯周勃的绛县毗邻代国，这种犬牙交错的布局，使诸侯一举一动都处于功臣侯国的监视之下。 功臣集团的核心优势，在于掌握着汉朝的军事命脉。刘邦临终前，白马盟誓“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看似限制异姓，实则将军权牢牢绑定在功臣集团手中。汉初太尉、卫尉等军职，清一色由功臣担任：樊哙掌北军，周勃统南军，灌婴领骑兵。即便吕后称制时，禁军统帅仍是功臣子弟——郦商之子郦寄控制北军，曹参之子曹窋为御史大夫。这种军事垄断，让诸侯王的反叛注定徒劳：文帝即位前，济北王刘兴居起兵，面对陈武、靳歙等老将的平叛军，旬月间便溃败。更关键的是，功臣集团通过“军功爵制”垄断了仕途。汉初官吏选拔，军功占比超八成，萧何制定的《九章律》明确规定，二千石以上官职必须由列侯担任。景帝前的十三位丞相，全部出自高祖功臣或其子孙，形成“公侯子孙，世代为相”的局面。 诸侯王的结构性弱点，反衬出功臣集团的稳定性。异姓王如韩信、彭越，虽坐拥千里封地，却缺乏根基——韩信的楚国核心区域，正是樊哙、周勃的封地交错之处；彭越的梁国，被颍阴侯灌婴的颍阴郡切割成南北两部分。同姓王看似血脉相连，却因分封过早陷入内耗：吴王刘濞的吴国，境内有堂邑侯陈婴的封地，这位随刘邦起义的老臣，至死都在监视刘濞的动向。更致命的是，诸侯王缺乏中央官僚体系的支持。文帝时，贾谊曾奏报：“王国人不得宿卫，不得为吏京师”，意味着诸侯子弟被隔绝在权力核心之外。反观功臣集团，不仅子弟世袭侯位，甚至可以“任子为郎”，直接进入宫廷中枢——萧何的子孙七世为侯，曹参后人连续十九代袭爵，这种代代相传的政治资本，是诸侯王难以企及的。 吕后死后的权力真空，最能体现功臣集团的政治能量。当时齐王刘襄起兵“清君侧”，但真正主导局势的，是周勃、陈平等功臣。他们一面骗取吕禄的北军印信，一面联合郦商、灌婴等老将，不动声色解除了吕氏兵权。当选择新君时，功臣集团放弃了势力最强的齐王刘襄，反而拥立偏远代地的刘恒——原因无他：刘恒母族薄氏势弱，便于控制。这种“选天子如择羊”的底气，源于功臣集团掌握着三项核心资源：中央禁军的指挥权（周勃持节入北军）、地方诸侯的监视网（各侯国密报）、以及舆论话语权（陆贾游说，陈平定策）。汉文帝即位后，不得不默认功臣集团的特权：周勃连任丞相，灌婴接任太尉，萧何的封邑增至万户，甚至允许功臣子孙“嗣侯有罪，耐以上先请”。 这种压制局面的形成，还得益于刘邦设计的“双重保险”。一方面，功臣侯国虽小（最小仅五百户），却直属中央，享有“收租税，置吏卒”的实权，形成散布全国的微型军事据点；另一方面，诸侯王的太傅、丞相由中央直接任命，比如楚国丞相张尚、赵国丞相贯高，都是功臣集团的眼线。景帝时，吴王刘濞谋反，其国中三十余城，竟有十七城的守将是功臣后裔，叛乱刚起兵便陷入孤立。这种“大分散、小集中”的布局，让诸侯王既无法形成合力，又时时处于监视之中。 直至武帝推行“推恩令”，功臣集团的影响力才逐渐衰减，但文景两朝的皇位更迭——从刘恒到刘启，再到刘彻——始终由功臣集团主导。他们之所以能超越血缘、超越地域，根本在于刘邦用军功、食邑、世袭三重纽带，将一群出身低微的沛县子弟，锻造成了一个利益高度绑定、组织严密的政治集团。这个集团既是西汉皇权的基石，也是诸侯王难以逾越的屏障，其能量的终极体现，便是那句深藏在《史记》中的潜台词：“天下者，高帝与功臣共天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