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陈平认为，中国过去40多年，在干部培训和大学教授队伍里，让西方价值观渗透太深了，得把那些被西方理念绑架的人清除出去，不是说全盘否定西方，而是要清除那种盲从西方、忽略中国实际的思维模式。 如果你仔细观察过去两年中国社会的思想动向，会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已经可以说在世界上位居前列，甚至很多领域只差一步就能登顶，但社会科学的一些角落，却还在习惯性地仰望西方。 复旦大学的陈平教授，就点出了一个让人警醒的问题：在过去四十多年里，中国引进了大量国外经验，也学习了不少先进理论，但我们是不是也无意中吞下了某些“陷阱”？ 回头看看改革开放初期，那是一个渴望改变的年代，中国敞开大门，大量国外经验涌入，中央党校还特意选派干部，去哈佛肯尼迪学院学习治理经验。 当时，这是很自然的做法——学别人好的东西，提高效率，快速赶上国际水平，但问题是，这种学习慢慢变了味。 一些人开始形成固定思维：凡是西方的就是标准，凡是哈佛讲的就是权威，学成归来，他们不是去思考这些理论如何结合中国实际，而是生搬硬套，把全球化、自由市场等理念，当作不容置疑的规则，即便现实情况完全不同，也要硬套。 这种思维惯性带来了明显问题，当关键岗位的决策者受此影响，政策方向不可避免地偏向西方。 在基层，一些干部因为害怕“违反国际惯例”，不敢提出创新方案，遇到问题只会喊口号，真正需要改革时，他们反而成了阻力。 在高校，这种现象更为直观，一些教授把西方经济学理论当作教科书般照搬，学生学的都是模型和公式，而中国发展经验却常常被当作“反面教材”批判。 为了迎合某种“国际标准”，不少成功实践被切割、简化，甚至颠倒，把复杂的现实压成理论问题呈现给学生，结果学生学到的，往往是片面的甚至误导性的知识。 陈平指出，中国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界，长期被新古典经济学和苏联式政治经济学，两大体系垄断。 更贴近现实、解释力强的学派，比如熊彼特创新学派或演化经济学，却很少在课堂上出现。 为什么会这样？评价体系是关键，长期以来，教授的晋升、职称、学术声誉几乎完全取决于西方期刊的认可。 结果是，本土理论被边缘化，高校成为西方理念的传播地，学生要么脑子里装满西方教条，要么毕业后直接去企业挣钱，真正能独立思考、结合中国实际的人才非常稀少。 好消息是，这种“思想依附”已经引起了国家关注，教育部门明确划定红线，禁止散布西方价值观的教材，随意在课堂上使用，师资选拔将“政治过硬”放在首位。 这不仅是防守，更是一场话语权的争夺战，核心在于，中国不需要完全关闭国门，也不需要盲目排斥国外经验。 陈平的呼吁和公众关于“法律要符合国情”的直觉，其实都指向一个目标：建立属于中国的理论体系。 军队改革给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过去几年，战区改革让部队战斗力明显提升，其关键在于调整指挥体系，提拔年轻、懂现代战争、敢打仗的人掌权，社科界和干部队伍也需要类似的“换血”。 这种调整不是盲目的，而是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要从顶层设计出发，选拔真正理解中国国情、敢于创新的人才，只有不再把西方认可当成最高荣誉，中国本土理论才会成长起来。 陈平总结得很清楚：过去我们学西方经验，很多都失败了，只有立足自身实践，总结成功经验，才能真正有价值。 中国已经没有资格在思想上做“跟跑者”，如果社会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自信，即使物质再丰富，思想基础仍然漂浮不稳。 这不是否定所有外来经验，而是强调一个原则：评判理论、法律或政策的价值，唯一标准必须是中国国情和人民福祉，而不是遥远彼岸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