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末，孙传芳下令处决被俘的施从滨，手下劝说：“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押送南京监禁。”孙传芳不听，将施从滨处决后，让人在白布上用红字写上“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暴尸三日。 父亲施从滨的头颅被悬挂在寒风中的这件事，成为了施谷兰噩梦的开始。 那年施谷兰还不满20岁，本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读私塾、习女红，日子过得平静安稳。父亲施从滨是久经沙场的将领，保定将官学堂毕业，时任奉系第一军军长，对这个女儿疼爱有加。谁能想到，一场军阀混战，让父女阴阳相隔，更让她的人生彻底转向。1925年的中国，北洋军阀割据，奉系与直系为争夺地盘打得不可开交，孙传芳正是直系中的野心家，为扩张势力发动反奉战争，施从滨奉命迎击，却因孤军深入、后援不继，在安徽固镇被俘。孙传芳彼时连打胜仗，气焰嚣张，既想立威又狂妄自大，不顾“不杀俘虏”的惯例，执意将年近花甲的施从滨枭首，还悬头示众三日，这般羞辱，让施家上下痛彻心扉。 施谷兰得知死讯时，父亲的尸首已被红十字会草草收殓，三叔辗转将灵柩运回原籍。灵堂之上，她写下“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枭首灭人情”的诗句，字字泣血。一个弱女子想对抗手握重兵的军阀，谈何容易。她把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身上——这位由施从滨养大的侄子，在灵前跪地发誓，要提孙传芳的头颅来祭奠伯父。为了给堂兄铺路，施谷兰亲自找到父亲的老上司张宗昌，硬闯督办衙门，提出抚恤家人、提拔施中诚、送弟弟留洋的要求，张宗昌一一应允。可随着施中诚一路升迁至烟台警备司令，手握兵权后，复仇的念头渐渐淡了，反而劝她安分过日子。施谷兰彻底心寒，写下断交信，从此再无往来。 寄望他人不成，她便把赌注压在婚姻上。1928年，她嫁给山西军阀部下施靖公，唯一的条件就是帮她报仇。可婚后施靖公步步高升，对报仇之事却绝口不提，甚至直言拒绝。1935年，施谷兰带着两个儿子毅然离开，这一次，她决心靠自己。她给自己改名“施剑翘”，取“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之意，还将儿子的名字改为“佥刃”“羽尧”，合起来便是自己的名字，以示复仇决心。缠足的双脚不利于行动，她强忍疼痛多次手术放足；从未碰过枪，便偷偷买来勃朗宁手枪，在家反复练习瞄准；连孙传芳的模样都没见过，就借着算命摊的名人照片认仇。 命运终于给了她机会。孙传芳在北伐战争中兵败后，隐居天津租界，皈依佛门成为居士林理事长，法号“智圆”，每周三、六固定听经。施剑翘通过接送孩子时的偶然线索，得知孙传芳的女儿与自己儿子同班，顺藤摸瓜摸清了他的行踪。她化名“董惠”加入居士林，默默观察他的座位和作息，等待最佳时机。1935年11月13日，天津下着寒雨，她本以为孙传芳不会赴约，到居士林后却见他如期而至。她立刻回家取枪，身披大衣遮掩，返回佛堂时，孙传芳正专注诵经。施剑翘走到他身后，毫不犹豫连开三枪，子弹分别击中后脑、前额和后背，这个昔日军阀当场毙命。 枪声响彻佛堂，众人四散奔逃，施剑翘却异常镇定，高声宣布“我是替父报仇”，随后抛出印好的《告国人书》和父亲遗像。她没有逃跑，主动报警自首，被捕时只说“痛快已极”。庭审中，她坦然陈述复仇始末：“父亲若战死沙场，我无话可说，但他被俘后遭虐杀悬首，此仇不共戴天。”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媒体争相报道，冯玉祥、于右任等各界人士纷纷呼吁特赦。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判她十年徒刑，高院改判七年，1936年10月，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发布公告，将其特赦。 施剑翘的十年复仇，是乱世中个体的悲壮抗争。孙传芳杀俘虏、辱尸体，违背战争伦理与人性底线；施剑翘以一己之力对抗强权，用极端方式寻求正义，在情与法的夹缝中引发世人深思。军阀混战的年代，人命如草芥，可施剑翘的坚持，让人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与底线的尊严。她的故事不是简单的复仇传奇，更是对不公的反抗，对亲情的坚守。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