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49年，刘伯承听说原配还活着，并且日子过得很艰苦，就托人给她带信，想把她接到南京享福，原配却说：“我不去，你也不要回来！” 1949年，刘伯承深受新思想洗礼，为了抗拒父母包办的“娃娃亲”，故意在相亲时拖着鼻涕、表现出顽劣之态，试图以此来吓退提亲的女方。 可年少的程宜芝偏偏有一双透过皮囊看骨相的慧眼，她没被那层故意抹上去的污糟吓退，反倒看中了少年眼中藏不住的英气与才情，一口应下了这门在旁人看来有些“荒唐”的亲事。 但她猜到了开头，却没猜到这之后的岁月竟是如此漫长的苦涩，1911年辛亥革命的浪潮卷过川蜀大地，刘伯承剪辫明志，仗剑去追寻他的家国大义，这一走，就把这个家彻底留给了程宜芝。 如果说刘伯承的战场在前线，那程宜芝的战场就在田地上，为了守住刘家的门楣，她几乎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男人。 没有耕牛，她就自己套上犁耙，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那几亩薄田里挣命，酷暑天里脊背被晒得脱皮黝黑，寒冬腊月手背上冻出的血口子刚结痂又崩裂。 夜深人静时，她还要就着煤油灯纺线织布，手指被粗砺的棉线勒得全是血痕，只为换那几口掺着野菜的粗粮，维系全家老小的生计。 在这个家中，最让人唏嘘的并非贫穷，而是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刘俊泰，在极度缺乏父爱又被过度溺爱的环境下，这个本该继承父志的孩子彻底长歪了，他不仅染上了好逸恶劳的习气，后来更是沉迷大烟，成了家里的那个“吸血鬼”。 为了挽救这个独苗，1927年，身处险境的刘伯承曾冒险将15岁的儿子接到上海管教，谁料这孩子不仅毫无悔意，反因索要钱财未果，竟丧心病狂地跑去巡捕房告发亲生父亲。 若非刘伯承机警，恐怕早已命丧黄浦江畔，这桩逆子告父的丑闻传回老家，气得程宜芝当场呕血，可即使心里再恨，作为母亲的她还是咬碎了牙往肚里咽，砸锅卖铁替这孽障还债、娶亲，替那个远在他乡的丈夫收拾这一地鸡毛。 而在程宜芝独自在那片穷山恶水间苦熬时，命运已经在另一条平行线上为刘伯承安排了新的轨迹，长征途中，在那生与死边缘徘徊的烽火岁月里，刘伯承遇到了更懂他革命理想的汪荣华。 1936年的那个中秋，在甘南一座破败的古庙里，没有红烛罗帐，只有战友凑来的几个月饼，刘伯承重组了家庭。 这对于程宜芝而言，是一场无声的告别，但她似乎早有预感，始终守着那点微薄的联系——一张丈夫当年亲笔写下的对联残片，哪怕纸张边角已被磨得发亮，依然被她视为至宝。 所以，当1949年的邀请到来时，程宜芝心里比谁都亮堂，她从送信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了丈夫如今的生活图景：安稳的官邸、有着共同语言的妻子、成群的儿女，那个世界光鲜亮丽，却没有她插足的余地。 若是此时以前妻的身份贸然闯入，不仅会让那个为了革命付出同样艰辛的汪荣华陷入尴尬，更会让身为一市之长的丈夫背上沉重的舆论包袱，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她懂得分寸，更懂得什么是“成全”。 面对来使一遍遍地劝说，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老太太，给出了一个极具尊严的理由：“如今政府承认我是红军家属，每个月发给我五斗米，有吃有穿，饿不着也冻不着，真的不用去麻烦他们了。”她用“五斗米”把自己不仅养活了，还把这份身为原配的气节立了起来。 她谢绝了洋楼，谢绝了补偿，依旧穿着那件缝缝补补十几年的旧衣裳，守在张家坝的日出日落里，直到1957年深秋病逝，她也未能再见刘伯承一面。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无数女性成为了时代洪流中的沉默者，但程宜芝却用一种近乎决绝的清醒，为自己的人生画下了一个并不卑微的句号，她没有去南京享那一天的福，却用四十五年的守望和最后时刻的放手，成全了丈夫的“大义”，也保全了自己的“体面”。 信源：吴堡县妇联——「廉洁文化进家庭」刘伯承元帅的家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