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障者“被当村支书”：基层权力不能沦为脱责工具】 2026年初，河南辉县“智力残疾村民顶包村支书”事件的官方通报，揭开了一起横跨村镇干部与司法人员的荒唐闹剧。这起为规避法院限高措施而精心策划的权力滥用事件，不仅暴露了基层治理的薄弱环节，更印证了纪检监察机关下沉监督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事件的核心荒诞得令人咋舌。2024年6月，辉县市南寨镇孙石窑村时任党支部书记帖托，因村集体未履行债务判决面临限高惩戒。为保住自己的出行自由，他竟向时任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石红彪求助，而石红彪又联合辉县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时任局长魏新涛，共同谋划了“顶包”骗局。镇党政办科员按照指示套用文号伪造文件，将非中共党员、智力二级残疾的村民郭黑虎“任命”为村支书，以此应付法院执行，而帖托仍在幕后实际掌权。这份漏洞百出的虚假文件，竟顺利通过法院承办人的审核，导致无辜的残障村民被错误限高十余天。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起闹剧背后的权力勾结网络。从村支书到镇长，再到法院执行局长、承办人，11名身处不同岗位的公职人员，为满足个人私利形成利益共同体，将党纪国法视为可随意变通的“橡皮筋”。他们明知郭黑虎不具备党员身份和履职能力，却公然伪造党组织任命文件，这种对制度的公然践踏，凸显了部分基层干部“权力通天”的错觉与“瞒天过海”的侥幸心理。当权力失去边界，弱势群体便沦为权力游戏的牺牲品，郭黑虎的遭遇正是基层权力失范的直接受害者。 这起事件并非孤例，而是基层“微腐败”与权力滥用的典型缩影。在安徽全椒县，村干部以妻子名义注册公司，通过补签合同、伪造会议记录等方式，违规承揽本村绿化工程获利；福建龙海某村支书将9万元清淤工程“化整为零”，规避招投标规定后交由亲信承包；河北顺平县村干部更是伪造文件，协助他人侵占千万元集体征地补偿款。这些案件虽手段各异，但本质都是基层权力脱离监督、异化为个人谋利工具的表现，暴露出部分农村地区存在的监管盲区与治理乱象。 面对基层治理的突出问题，中纪委推动巡察工作向村级延伸的决策彰显了远见卓识。北京市委巡视组对重点村开展提级巡视，短短数月便解决了村民困扰已久的用水、有线电视等民生难题；河南、安徽等地纪检监察机关通过专项督查、审计联动等方式，深挖村级工程、资金使用中的违纪线索，让“蝇贪蚁腐”无处遁形。正如辉县事件的处理结果所示，11名责任人被依规依纪追责问责，从市委书记到普通科员，无一人因职务高低而免责，这种“零容忍”态度正是对基层腐败的强力震慑。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村干部、乡镇干部与司法人员的一举一动，都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辉县“顶包案”的警示意义在于：权力无论大小，都必须被关进制度的笼子；治理无论层级，都不能缺少有效的监督。唯有持续深化对村巡察、健全基层监督体系、强化纪法教育，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基层乱象，让乡村振兴之路走得更稳、更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