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前沙俄还在幻想一百年之后，沙俄人口能达到4亿，其中有1亿人会生活在东北。毕竟这时的沙俄拥有1.78亿人，虽然日俄战争打输了，但因为在东北采用步步蚕食的方式，只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就已经移了20多万沙俄人过来。 门捷列夫，那个发明了元素周期表的俄国化学大咖，曾经不仅仅沉迷于实验室的瓶瓶罐罐，他还把目光投向了帝国的人口曲线。 在他和十九世纪末众多沙俄精英的计算尺下，未来是一幅极具压迫感的蓝图：按照当时的生育惯性，哪怕不做任何干预，到2000年，俄罗斯帝国的人口基数将突破5亿。 甚至在这个基础上，仅在远东的中国东北地区就能安插下1亿斯拉夫人。这不是狂想，而是基于当时1.78亿庞大人口基数和农村极高出生率推演出的“科学预言”。 彼得大帝留下的版图虽然横跨欧亚，但在圣彼得堡的决策者眼中，这具庞大的躯体还需要更结实的骨架和更新鲜的血液。这种野心的执行者，是深谙德国经济学的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 在他手里，枯燥的铁轨变成了一根根血管，目的不仅是运送西伯利亚的木材或粮食，更是为了让庞大的俄罗斯人口向东方“输血”。 1896年的一纸密约和随后的巨额法国借款，让这套庞大的基建系统在中东的大地上扎下了根。维特的算盘打得极精。 即便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输掉了旅顺和南满的权益，还没了一支波罗的海舰队，但他构建的这条自西向东的“大动脉”依然在跳动。 这套“输血”系统在战争失败后反而运转得更加隐秘且高效。从1905年深秋开始，帝国换了一种更务实的玩法：既然军队被日本人推回来了，那就把农民送过去。 短短五六年间，以松花江畔的哈尔滨为心脏，这套铁路系统疯狂吞吐着来自帝国腹地的生命。 西起满洲里，东至绥芬河，每周数趟列车卸下的不是枪炮，而是拖家带口的乌克兰农民、被许诺了免税土地的哥萨克以及寻找生计的犹太劳工和鞑靼人。 这20多万新移民像是洒在肥沃黑土地上的种子，迅速在铁路沿线生根发芽。长春的车站旁竖起了俄式水塔，满洲里成了堆满军需和商货的据点。 而在哈尔滨，随着铁路局落户，原本萧瑟的村落迅速膨胀为远东的控制中枢。沙俄政府的算盘很简单也很冷酷：用高出生率和土地补贴进行“人口填充”。 哪怕一年只往前挪动几公里，一百年后，这里就会变成纯粹的“黄俄罗斯”。这种无需宣战的“静默蚕食”，在其内部评估中，比单纯的军事占领更具不可逆转的破坏力。 然而，这种令沙俄权贵们在沙龙里指点江山的“复利增长”，却成了柏林参谋部的噩梦。一战前夕的德国人看着这一连串飙升的数据心惊肉跳。 当时德国只有6500万人口，而被工业化武装起来的沙俄如果不受阻挡，到了20世纪40年代，仅仅凭借巨大的人力优势就能平推到柏林大门口。 这种对未来的深度恐惧，使得德国在1914年几乎是以一种“预防性扼杀”的心态将战争强加到了东线。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历史对沙俄原本顺风顺水的人口红利期按下了休止符，并狠狠踩下了毁灭的油门。 随着坦能堡的一声炮响，原本用于建设远东的人力资源变成了送往绞肉机的燃料。装备低劣、指挥混乱的沙俄军队在东普鲁士和加利西亚遭到毁灭性打击，阵亡、伤残和被俘的数字很快就以百万计。 后勤线的崩溃不仅饿死了前线的士兵，更引爆了后方的火药桶。尼古拉二世的皇冠没能顶住工人的罢工和士兵的哗变，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接踵而至。 随后长达五年的内战，更是将饥荒和瘟疫撒向了整个欧亚平原，无论是红军还是白军，亦或是那千万倒在路边的平民，都成了这笔残酷账单上的数字。 原本门捷列夫预测的那条昂扬向上的人口曲线，在现实中变成了一道深不见底的峡谷。从1914年到1945年这31年的时间窗口里，从东线的堑壕到内战的饥荒。 再到后来苏德战场上惨烈的库尔斯克与斯大林格勒，这个国家前前后后损失了约5000万人。 整整两代青壮年男性的毁灭性消亡，直接腰斩了人口再生产的能力。至于当年维特在地图上画下的“亿万移民开发东北”的宏愿，更是变成了一场做了一半就惊醒的旧梦。 信息源：《“黄俄罗斯”计划有多可怕?若成功,结局不堪设想》顶端新闻
